悲惨世界(2019)

文 / Evarnold

小时候有个动画片叫《维克多和雨果》，让我领教了这个大文豪。他让傲娇的法国人如此骄傲，竟然不惜把他的名字扣在两个笨贼头上来向全世界的小朋友宣传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竟然不惜把大悲音乐剧交给英国人包装来向全世界的低泪点人群宣传自己的革命初心。

而这次，以大文豪之名，《悲惨世界》描绘了一个对于全世界吃瓜群众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巴黎（郊区）。这个地方不再充满浪漫的想象，反而像是大西洋彼岸的迈阿密。

从好莱坞传染到全世界的真·泛用·消费文化上来看，这个糟糕的城市的解决方案似乎只剩下一个——蝙蝠侠。哪怕是动画版里的《黑暗骑士归来》里的蝙蝠侠也成，毕竟最后他还是打服了哥谭里的新生代。

然而这里不是好莱坞，是法国。《悲惨世界》拍出了一个没有蝙蝠侠的哥谭市，拍出了一部纪实版的《训练日》，拍成了一部浓缩版的《牯岭街》，拍成了一部严肃版的盖里奇。与《小丑》旁敲侧击地cue时代风潮不同，《悲惨世界》大张旗鼓地直面欧洲的痛点。

《悲惨世界》的线索是浅显易懂的。政府作为的缺失，百姓内部的分化，双方的博弈平衡维系在一根细细的钢丝上，最终被一只失踪的幼师扯断。它展示了事件是如何发酵的，也展示了事件背后的团团黑影。

从阵营上来说，《悲惨世界》丰富得令人惊喜。警队代表政府：高高在上的白人女长官，激进暴躁的白人小队长，毫无主见的黑人跟班和“我想做好人”的白人新成员。环绕在警车之外的，便是整个现实。影片毫不避讳这个街区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代管市场的“市长”、纳人劝善的伊教、装模作样的吉普赛人、目无法纪的黑帮，还有，最重要的，法国的花朵们。在影片开头，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所有人齐聚在凯旋门前，徜徉在红白蓝的海洋之中，生动地诠释着“法国”二字对他们的共同意义。

随后，影片用屡试不爽的“学徒模式”给出了最大惊喜——谁是“事件推动者”。经过分析后，你会发现，整个事件从起因到发酵，能够真正改变事件走向的，只有一类人：孩子们。警队只是动作幅度最大的反应者，其他咋咋呼呼、装模作样的各个势力，统统没有改变进程，这很滑稽，也令人错愕。第二幕幼师事件的真正解决地点，是各方势力齐聚的餐厅，竟然是一有火花所有人都争相劝架，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三幕，所有大人都被“小鬼当家”式的伎俩干得鸡飞狗跳。可以想见，这些大人们能有今天，一定是干了很多更狠的事，但是如今他们为何失去了反抗的本钱？因为当他们在为自己而挣扎的时候，悄然失去了与下一代——也就是与自己未来的沟通能力。这一点在零落全片的父子、母子沟通桥段中都有显现，当大人们为自己的规则和秩序焦头烂额时，远远没有发现孩子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外伪装、对内默契的暗规则，成为了效率极高的自我保护与自我纠正系统。飞机男偷拍，三个女娃娃一席话就解决了，竟然成为了全片最干净利落的解决矛盾的方式。

所以，看本片如果只盯着警察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如果只看到暴力与仇恨的循环，那只能说，看出的是影片的明线主题。而影片真正有价值的暗线主题，是旧的规则在新的一代面前的失语与失效，是昨天的话语在今天乃至明天面前的黯然失色。

另外，《悲惨世界》也在不断打破观众期待，创造了一定的惊喜。比如，大部分人中途必然会注意到并且预测到，事情会在一天之内往不可收拾的场面上发展。没想到，魔鬼般的进度条将真正的高潮放在了第二天。比如，偶然穿插在无数手持摄影镜头中的几个航拍镜头与稳定的大远景，不仅清晰地交代出了空间关系，也让观众脑中所构建的世界以视觉上更舒适的方式落为现实。比如，最后提前落幕的生死对视与僵持。

回到题眼，现实中没有蝙蝠侠。下一个十年，西方走向何方，可以一窥洞见。

评分：5星。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

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翻译 于SQ

编辑 馒头

看完拉吉·利（Ladj Ly）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下文如不特别注明，均指本片而非小说。——译者注），我们会有种被丢在悬崖边缘的感觉。这部影片不仅喷发着急切、灼热、激愤的能量，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值得细细拆解。

《悲惨世界》的第一个优点在于它描写能力出色，有教学片的质感。这是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大银幕上如此展现一个居住区（cité”）——特别是一个位于梦费尔梅伊市（Montfermeil）的居住区。

影片没有以青少年和警察的冲突为影片核心，而是将这个似乎永不停歇的居住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进行了一次政治学研究。居住区的日常运行仰仗各方力量的均衡，那里有警察、实际掌管居住区事务的“市长”、各个宗教的教徒和生意人，而代表政府的真正市长在片中是缺席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气温35°的夏日[与另一部讲述暴乱的重要影片——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 1989）相同]，同样缺席的还有学校：孩子们整日在街头游荡。警方是片中出现的唯一的公权力代表，然而它并非独立的力量，它与其他权力机构统一组织于一个体系之中。

这是个雅尔塔式的地方。影片花费了许多笔墨向我们展示居住区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人机视角下居民楼的俯视镜头与市场的正面镜头（不同的色块令它像一副抽象画）划定了居住区的地理界限。约翰·卡朋特与黑泽明总会向观众清晰展示空间地图，让观众了解从一处到达另一处的路径，与此不同的是，《悲惨世界》并不准备让我们在这个空间中辨清方向，它只向我们一个个展示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立区域。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片中，我们跟随着刚刚离开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来到梦费尔梅伊镇警察局工作的“发膏”（Damien Bonnard）造访了一系列地点。“扫恶组”（BAC）的瓜达（Djebril Zonga）和他的上司克里斯（Alexis Manenti）是“发膏”的负责人。除写实主义的描写与教学片观感以外，影片大刀阔斧的叙事效率令人惊讶。首先，拉吉·利在片中插入了一小出喜剧：警察之间的对话令人目不暇接，各方力量亦敌亦友，“市长”身披“市长队”足球衣……这一切都凝缩在影片的街头小剧场中。其次，影片故事发生在一天之中，遵循了古典悲剧三一律。

如此一来，想要完全厘清事态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警察误伤儿童的（警察向一个孩子开了闪光枪），居住区里各股势力又如何试图平息这一事件的，就变得十分具有挑战性。围绕这则悲剧，影片以罕有的控制力在不同调性之间游走。

影片本可以一直跟随那个注定要被新同事捉弄一番的菜鸟警察的目光，但拉吉·利还在片中加入了操纵无人机的眼镜男孩、富有同情心的黑人警察（“好警察”）和神经质的白人警察（“坏警察”）等多个人物，他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事，然后又颠倒观众最初观影时对这些人物行动的预设。只有这样，这个空间和这里的居民才不只是菜鸟警察——即观众的代理人眼中的样子。这样的表现手段使影片具备了纪录片特性，比如，当瓜达进入公寓时，观众离开了“发膏”，而是同瓜达一起了解到了居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助贷款。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拉吉·利知道自己处境微妙，他希望打破人们对这里的所有既定想象，他在片中不断消灭所有陈词滥调（不谈毒品，不谈恐怖主义，也不追求视听上的过度风格化）。

《悲惨世界》是《流浪的迪潘》（Dheepan, 2015）的反面，这部雅克·欧迪亚的影片剧作简单，故事发生的地点仅限于两幢楼房，毒贩在屋顶交易，一切既符合西方世界的想象，又符合剧作上类型写作的要求，十分矫揉造作。

拉吉·利摒弃了这一套，与那些对地方充满异邦想象的外来者导演迥然不同。最值得一提的，拉吉·利拒绝小格局的自我沉溺，他双手拥抱了个体之间的相异性（altérité）：影片中不仅有刚刚从瑟堡来的诺曼底人，还有让娜·巴利巴尔（Jeanne Balibar）饰演的高级警官，她身穿大码制服在一片笑声中突然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设计这一短暂出场的人物绝不只是为了让巴利巴尔客串出镜，这个角色承担着相应的描述性功能，影片用这个角色辛辣讽刺了男性卖弄雄性气概的可笑性。

流浪的迪潘 Dheepan (2015)

片中还给了吉普赛人以一席之地，他们在街头狂欢，就像在宣告马戏团即将到来，这一场景中具象的“点火”动作在叙事上也“引爆了冲突”。在他们掀起的这股充满原始野性的癫狂浪潮面前，最激烈的兴奋都显得平静如水！他们热情地欢迎警察加入，摄影机并没有将警察当做居住区的“他者”，他们与所有贫苦的可怜人一样，从里到外，从身到心都被囚禁于这座居住区之中。拉吉·利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警察下班后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影片对所有观众都很友好，它应当能够如我们所愿地收获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部影片是“完满”的，它生发于一种共性，而非隔膜：正如拉吉·利亲历的2018年世界杯决赛前后全法民众的空前团结，它让人们回想起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神话。

影片本可以破除刻板印象为己任，止步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它选择进入另一个维度：影片引入了几个超乎寻常的元素，打开了故事的局面。这种虚构十分有冲击力，正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现实，影片才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影片的虚构性和象征性都凝聚在超常元素的代表——即狮子的身上，它是令一切失衡的源头。一开始偷鸡的小窃贼变成了偷狮子的大盗，这个设计为影片蒙上了奇幻色彩。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奇幻元素与维克多·雨果的创作在产生深层共鸣（喂养狮子与住在巴士底大象里在气质上十分相近）。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影片的核心场景是孩子与狮子的笼中对峙。男孩遭受性命之虞，尊严受辱（他尿湿了库裤子），我们亲眼见证了他在这场角力中的蜕变：我们无法再用与之前相同的目光注视那张被闪光弹毁容的脸了，他的身上就此烙下了狮子的印记。他乱蓬蓬的头发和印着老虎图样的T恤本就散发出宿命的气息（某场戏的背景中还出现了饰有狮子图样的纸箱）。

这个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将他容貌遭到损毁的时刻描绘成了他“变身”（transfiguration）的时刻，他在恐惧中以雄狮的姿态重生。他就此变得强大、正直，回归野性。这一天或许确实是菜鸟“发膏”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这却是这个孩子堕入地狱的日子：他被人丢下等死，像一个包裹一样被拖来拽去，与一头猛兽短兵相接……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一时刻蕴含的强烈情绪不可忽视，警察想把男孩丢下喂狮子，“是他的错”，“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这几句引自雨果的话语早已淡出我们记忆，此刻它却像一记响鞭：“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我们的伽弗洛什令人心碎地啜泣着答道。我们见证了一场驱除人性的仪式。虽说他此言确是为了打发走旁人的聪明话，其中何尝没有几分真心。他仍混迹在一群孩子们之中，他躺在废弃的沙发里，坐在居住区高楼的屋顶上，思索了许久。我们的反叛英雄就此登场。这场变身与身穿制服的超级英雄不同，当然，除了另一个社会渣滓——小丑。他也有着《笑面人》中雨果笔下的扭曲脸孔，同样的，他也引爆了一场暴动。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在这部看似一直向前发展实则好似迪斯科舞厅里的闪光灯球一般旋转着的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孩子的形象：那个目击了一切的人。他性格羞怯，总是躲藏着观察，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他在“看”：透过他的眼镜、无人机和楼道门上的窥视孔，他在看。他也是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像交给警察。

在伏击开始前，孩子们玩水枪的场景中，持续的晃动手持镜头给人以强烈的不安感，孩子们如此紧密地彼此相连，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点火，是火箭升空前的最后步骤。影片在一场暴乱中走向疯狂，我们自从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çois Richet）的《我的城区要爆炸》（Ma 6-T va crack-er, 1997）之后再没见过银幕上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场孩童们的反叛与当代的所有重要议题息息相关，它让我们想到戈达尔在《影像之书》（Livre d’image, 2018）末尾提到的阿尔贝·科塞里（Albert Cossery）的《沙漠雄心》（Une ambition dans le désert）中反抗的孩子们。又一次，是像在联合国以“你怎么敢”（How dare you ?）为题发表演讲的格里塔·桑伯格一样的孩子们采取了行动。孩子们的目光超越了自身，他们看着我们，仿佛在质问：“看看你们做了什么？”他们的目光坚定得令人畏惧，但是人们理应畏惧，不然改变何来。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悲惨世界》（它竟敢以一部经典法国文学名著的名称自我命名！）的大胆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杂糅“类型”（genre），而是选择升格“语级“（registre），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如今，哪怕是最好的法国片都只是天真地将“类型”视作平行于自然主义的另一个选择。过去，自然主义只是一幅能在现实中“给人以现实感”的图像，所以它其实是对现实的漫画式演绎。自然主义以所谓内在论（immanence）的名义将所有奇幻的、过火的和说教性的元素排斥在外，成功掩藏了很多意识形态偏见。

另一方面，类型大多是美国的舶来品，它是一整套物质、图像与意识形态工具，它令人产生幻觉，误以为真能用它表达出关于我们生活的真相…… “制造现实感”同“类型创作”一样，它们是“虚假”的两面。若想真诚地讨论生活，必须要重新将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悲惨世界》并没有诉诸 “类型”的，而是使用了“语调”。影片以全新的方式调动了各种可行的修辞手法，从一种“语调”跳转到另一种，它使用了一头野兽的意象，以兼具教导性、喜剧性、悲剧性、奇幻性和史诗性于一体的方式优雅地实现了这一转变。

警察的线索混杂了教导色彩、悲剧与喜剧因素，而从孩子到狮子的变身则在奇幻故事（笼中狮）、悲怆宿命（“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与英雄史诗的结合中探索至更为深刻的层面。结尾的骚乱不仅仅是情节的终点，其视听呈现既像一部口袋书中的英雄故事，又像一出坊间传说：那里有沸腾的人群、街垒路障和一个反骨英雄。《悲惨世界》是一堂电影课，它带我们远离了当代众多影视作品共有的平淡无奇。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居住区只是一个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的普通所在，还是相反的，具有无法抹杀的特殊性？片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产生的张力贯穿全片，这是影片如此令人激动的另一原因，也是在当代社会描绘城郊生活时普遍会遭遇的悖论。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左右开弓。一方面，必须打破刻板印象，让人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被放逐之地，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孩子与别处无异。

片中，男孩跟一群女孩们因无人机吵架的场景正体现了这种观念，此外，这也是高大病体（Grand Corps Malade）和门迪·埃蒂尔（Mehdi Idir）共同执导的成功影片《我不是差生》（La Vie scolaire, 2019）所采用的策略。这部影片描绘的是校园生活，与《悲惨世界》形成互补。

我们必须把对城郊空间的表现重新统一到法国电影的整体脉络中，并且不能将它表现为有异域风情或有威胁性的“别处”，也不能把“它”呈现为一个“领域”（territoire）（怎么会有这种无耻的说法？）。另一方面，也要让人们看到这里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

这里之所以令人无法逃脱，是因为人们选择了遗弃它；这里之所以被贫困席卷，是因为封闭扼杀了经济活力。珍惜，并不意味着拒绝改变。即便片中人所经受的并非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那种流浪街头、食不果腹之苦，它以雨果的作品为参照也仍很正当。雨果曾说，“开办一所学校，就能关闭一座监狱”，拉吉·利，这位电影导演和教育者真的开办了学校。（见访谈）。

有人跌倒了：究竟是谁的错？拉吉·利将矛头对准了谁？是政府，片中从国家到大区再到市镇的各级政府全部缺席。我们可以观看拉吉·利在他于2005年法国骚乱后拍摄的短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 2006）中现实生活中的市长是如何逃避摄影机又如何被拉吉·利逮住的。拉吉·利参加戛纳电影节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希望马克龙能够观看《悲惨世界》，并把它当做是专门为拍给他看的影片，就像弗朗索瓦·拉芬（François Ruffin）的书《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Cette France que tu ne connais pas）一样。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只犹豫不决的眼睛，片尾黑屏淡出的效果极佳，黑色一点点吞噬画面直至只剩下一个面庞，很像纸张或是胶片燃烧的效果——拉吉·利在两种抉择中摇摆，我们能够理解他的犹疑：有些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停下一切；然而有些时候，我们要给现实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并不想诉诸暴力。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注释：

这里的“cité”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与社会概念，它多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为解决大城市出现的住房危机实行“优先城市化区域”政策（ZUP），在大城市郊区建立了许多廉价住宅区。由于政府失败的城市化政策，这些地区成为中低收入人口的聚集地，人口失业率很高。加上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匮乏，工作机会少，导致这些区域与外界联结断裂，违法犯罪日益猖獗。本文将其暂译为“居住区”。

Montfermeil市位于巴黎东部郊区，那里是雨果《悲惨世界》中德纳第酒馆的所在地。

本段中将片名来源——雨果所著《悲惨世界》中男孩伽弗洛什（Gavroche）的形象与片中的角色做了对照。前文已经在对照影片与小说在奇幻元素上的共通性时提到伽弗洛什住在巴士底大象雕塑里，此处两句引用出自《悲惨世界》第五部第一卷《伽弗洛什外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丹译），讲述伽弗洛什在街垒大战中牺牲前唱起的歌谣：

楠泰尔人丑八怪，

这只能怨伏尔泰（C'est la faute à Voltaire）

帕莱索人大脓包，

这也只能怨卢梭。（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

……

我是倒了下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鼻子栽进了小溪，

这也只能怨……（C'est la faute à…）

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17日，巴黎郊区爆发长达20天的社会骚乱。起因是城郊的克利希·苏布瓦市的两名北非裔男孩在躲避警察追捕时不慎被电死。当地青少年首先发动骚乱，后蔓延至许多黑人移民较多的区域，一周后蔓延至其他法国大城市。近万辆车与全国多处建筑物被烧毁，两千八百多名嫌犯被捕入狱。

François Ruffin是一名法国记者、作家、纪录片导演和政客。2019年2月份，他在《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出版后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本书出版前的写作与筹备过程之所以严格保密，是因为“一个拳手在出招前不会提前通知他的对手”，他表示希望这本书也是一记重拳，最好能够击中总统马克龙。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没人知道答案。

2021年补充~

这篇影评引起了一些朋友的争论，这里再补充说一下。

我自认为自己偏向于zuo派的思想理念，在这里争论最多的是关于我反对以这部片子所体现出的“白zuo”理念。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我所以为的“zuo”和“白zuo”的区别。“白zuo”就如一些朋友评论的，把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小部分群体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对那些明显的因果逻辑却视而不见，即所谓的圣母心。关于这部影片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思想，和赞颂这部片子的朋友的反驳我在下面都提出来了。

这里想要补充的是我的立场，与白zuo不同，zuo派能看见房间里真正的大象是什么，不是race、gender、religion这些，而是capital and class。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想真心给大家推荐另一部法国片，让-皮埃尔·达内 导演的 《两天一夜 Deux jours, une nuit》，//movie.douban.com/subject/21624974/，这部片子没有那么炫酷的镜头和布景，没有那么热血的冲突画面，但如果你有耐心看完，相信你也能共情，并意识到race、gender、religion都不是原罪，poverty才是，所以不管是BLM还是ATF，以及所有白zuo都找错了方向，没有看清房间里真正的大象是什么

同类的片子还是肯洛奇导演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Sorry We Missed You 》//movie.douban.com/subject/30209084/，看了这两部片子，再对比这部“悲惨世界”，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文主义，什么是披着人文主义外衣的狭隘价值观。

关于capital的讨论也可以参考另一篇影评，（言语有点偏激，导致之前几百的留言的原评论被删掉了）//movie.douban.com/review/1327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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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在片尾加一句雨果的引言就能把这部片子拔高到雨果《悲惨世界》的高度了吗？

如果说三个警察合在一起能作为沙威，那谁是冉阿让？是偷狮子的小孩吗？

冉阿让为了救妹妹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然后坐了19年的牢，然后一辈子帮助别人，最后时刻还救了沙威，完成了自己和他人的救赎，“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脸庞。” 雨果以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圣人，去抨击司法的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以对子女的爱，对伴侣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公理的爱，对自由的爱。在雨果《悲惨世界》中在巷子里战死的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为了一个更自由更美好的未来战斗到死。

这部“《悲惨世界》”呢？为了自己玩乐，自私地随心所欲，偷鸡，偷狮子，如果不是警察费心费力去找狮子，就会引起第二天吉普赛帮派和社区的火拼，这小孩为了一己私欲会引起死伤多惨还不知道。被警察抓就反抗，十几个人围攻三个没有枪的警察，被吉普赛人抓到笼子里被吓得尿裤子时候警察为了救他差点又引发火拼，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暗中埋伏要干掉这三个警察，见人就打，见车就砸，暴力的狂欢。最后拿着燃烧瓶高高在上，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藐视着救他的警察。

一个从不知道检讨自己的人，想要任何东西就偷，不计任何后果，连累到整个社区都无求所谓，被抓了就跑，跑不掉就打，打不赢就阴，在真恶人面前就吓得尿裤子，转眼就威风凛凛举着燃烧瓶要扔向本来要保护你的人，以暴制暴的名义把罪都推到庄稼人身上？也不见你听听Muslim大叔的话要有敬畏之心，也不见你学学黑人警察长大找个正经工作，也不见你学学姆巴佩好好踢球，再不济你学学眼镜小孩捣鼓捣鼓无人机也行啊，非要偷鸡摸狗惹是生非，你干掉了“市长”，长大后就变成下一个“市长”，然后你再被新的小孩干掉，如果导演能拍成《上帝之城》那样都还算公道，但这部片子的视角明显偏向小孩那一方，以《悲惨世界》之名偷换报复私欲与革命反抗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谁是片尾雨果句中的庄稼人？难道不该是体制嘛？真正的利维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把所有箭头对准警察？如果想像雨果那样批判社会批判制度批判司法不公，为什么拳拳只打在警察脸上？警察这个锅不背。

任何以追求自由民主为名来包装美化称赞为私欲泄愤而暴力的人，愿你生活的地方也成为片中最后火光冲天的93区

51节日期间的补充：

极少写评论，每次都是看了电影之后自己有一些观感，实在感到不吐不快，于是写在豆瓣上，没有想到有些朋友真是爱怼爱杠，而且理由是什么：这片子都得了戛纳了你还敢这在说三说四？你一个中国人能比法国人更懂悲惨世界？“雨果就是白左，你根本不懂雨果，你违反了雨果的精神”，那好吧，导演才是最懂雨果的，最具有雨果精神的，是我僭越了。那还是从导演自己的影像叙事和逻辑来重温一下他的“雨果精神”吧：

整个事件不碍乎就是：小孩伊萨偷了狮子，吉普赛人来要狮子差点火并，警察调解答应找狮子，找到伊萨问狮子，伊萨拘捕并且一群伙伴围攻警察，伊萨逃跑被警察橡皮子弹打中，过程被无人机拍下，警察去找无人机，无人机的内存被交给宗教首领，经过谈判宗教首领把内存交给了警察，警察把狮子还给吉普赛人并让伊萨道歉，吉普赛人教训伊萨让他吓尿了裤子，警察把伊萨放回家并说这事到此为止。最后伊萨集结青年埋伏袭击警察和当地黑帮。

从最开始在警察局里伊萨的父亲就表明他不是不管小孩，而是怎么管教都没有用。他什么都不在乎，不在乎家庭，不在乎社会，更不会在乎别人的死活，就是任性，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并没有看出一开始父母就不管小孩放任小孩的端倪。

因小孩行为不端，掌控该地区兄弟会的大叔找他们谈话，虽然这里面没有伊萨，但可以看出他们还是循循善诱地想让社区里的小孩懂得尊重，要有敬畏之心的，虽然不好与悲惨世界里的米利埃主教相比，但至少这个社区的宗教领袖还是努力想用善意引导小孩们走上正轨的。

伊萨自己在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讲到看到有人偷东西经历，表明他自己心里很明白偷东西不好，甚至会遭受严重的后果和惩罚，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偷鸡偷狮子，就为了好玩，为了发ins，就是这么任性

吉普赛人怒气匆匆赶到社区和当地管事的大佬“市长”要狮子，可以看出这只幼狮对他们非常重要，现场火并一触即发

警察即时赶到调解，答应找狮子归还吉普赛人一方，吉普赛人给了一天时间。这里可以看出警察还是很负责任，并没有只吃黑钱不管事，也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平息两边的怒气，想办法解决事情

警察来找当地宗教领袖打听消息，却莫名被教育一通，在这里就有点无法理解了，你伊斯兰教中狮子是高贵的，难道就可以去偷吉普赛人的狮子？各个宗教都有各个宗教的教义，吉普赛人把动物看成自己的伙伴，也从很早之前就靠驯养动物吃饭，你凭什么非要把自己宗教的教义强加给吉普赛人，如果不服从你的教义那是不是所有异教徒都该死？回到现实警察说幼狮可能有危险，更不用提吉普赛人的事情，然后又是一通洗脑，幼狮自己狩猎养活自己？？？导演作为穆斯林在这里显现出的意识形态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你们异教徒什么吉普赛人就被塑造成一群匪帮

我对非裔穆斯林没有丝毫歧视和贬低之意，但我承认没有太多好感，在国外来自这个群体感受到更多的是被歧视和敌意，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有在巴黎上班的朋友（华人），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在通勤路上戴口罩而在地铁和其他公共场所遭受了辱骂和攻击，这些辱骂和攻击全部来自非裔穆斯林。我也没有因此带有偏见地看待这部电影，对电影的讨论还是就事论事从逻辑上展开，关于宗教的话题就不多谈了

警察又来到伊萨家里找他，这里又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第一次犯事了，并且家里还有一个他的兄弟伊萨卡在家，同一个家庭，有其它小孩都能安分在家，也可以佐证把伊萨的行为怪罪到父母身上没有道理

镜头终于交代了狮子的下落，果然就是伊萨偷的，伊萨的姐姐让他回家，并且发现小狮子后很惧怕，让他不要带它回家，但是谁理你啊，我就是任性

小狮子可爱吗？太可爱了，偷来发ins吧，多酷啊。怎么养啊？不知道，偷只鸡来喂它吧，吃不吃我就不管了，跑掉了我也不管了，发完ins我还要去踢球呢

警察终于在球场找到伊萨，想问出狮子的下落。那怎么能行，全场都沸腾了，十几二十个人围攻三个警察，要求放了他。黑人警察拿出催泪喷雾警告后退，谁tm屌你，警c算个p，冲抢喷雾，黑人警察在袭击中眼镜被催泪瓦斯喷到，伊萨顺利逃脱

终于抓到伊萨，但是他没说把狮子关在哪个地下室，还说狮子已经跑了，这里不管他是不是撒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伊萨现在是能找到狮子的唯一线索，但这时球场的小伙伴已经追来了，快放开他我们要继续踢球呢

不放是吧，那就砸呗，三个警c算什么，分分钟围攻你，捡起瓶子石头就砸，眼看就要成功了，伊萨挣脱就要跑掉了，狮子的线索也要断了，这时处于高压状态下并且眼睛被喷了瓦斯的黑人警察终于开枪用橡皮子弹击中挣脱逃跑的伊萨

围攻他们的人顿时散了，黑人警察原地蒙圈，另外两个都是震惊甚至带有责备的眼神看着他，在后来的情节里晚上黑人小哥对圣母警察说明了就是在高压状态之中，那根紧绷的弦断了，这里可以小范围的理解那就是今天要找到狮子，但是伊萨跑掉可能就找不到了，明天有可能就要大火并，就在被围攻的一刹那没有选择打了橡皮子弹，当然更大范围是这种紧张状态已经持续多年了，这便要归咎到更上面的政策问题。但于情于理，我个人认为在这种警察抓了人又要反抗又要跑，还被多人围攻的紧张状态下，打了一发橡皮子弹有错吗?作为警察，连这点权威都荡然无存那要警察来干嘛？在你民主之光美利坚，你拘捕试试？抢枪试试？袭击警察试试？当然，这里是法兰西，要用关爱去感化他们，他们要跑就让他们跑就是了，他们要砸就让他们砸好了。黑哥卸下装备，打伤了伊萨心里还是很愧疚，但我不认为他应该为此后悔。

但是说对不起就完事儿啦？你有向伊萨道歉吗？他虽然拘捕，虽然要跑，虽然我们被围攻，但是你为什么要打他？圣母警察不依不饶。黑人只得解释，圣母的光环在这不起作用，何况你是警察，用关爱去感化并不是警察该干的事情，宗教家庭和社区都能有那个职能，但警察就是暴力机构，特别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面，如果他们不怕你，你就没有权威，你就没办法履行你的职能。

回到事情发生之后，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拍下警察开枪画面的无人机，否则视频被传上网只能引发更大的骚乱。圣母警察这时擅自驾车去给伊萨买了药，并给他安慰

拍下视频的内存卡被交到了宗教领袖手中，圣母警察在和他交涉过程中点出本片本来的中心目的，就是映射巴黎05年发生的骚乱，一片狼藉之后但是没有人在乎。暴力和骚乱是无价值无意义的牺牲。这当然是导演站在他个人角度的观点，然后发出的诉求和呼喊，那既然明知道暴力没有结果，那最后20分钟的暴力高潮又是什么意思，威胁？还是想说暴力无法避免？

最后萨拉赫还是理智的，把内存卡交给了警察（这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导演要安排最后20分钟的暴力高潮了，导演这样安排的原因无从判断，联系到现实中的事件（见后文），导演本人是将视频传到了网上并且加上了极富煽动性的仇恨评论并因此遭到了责罚的，这里似乎是在探讨一个更加理性的解决办法吗？导演完全是掌控了整个事件的走向，并且也从各个角度表面了各个势力方面的人都不希望看到暴力骚乱发生，于情于理伊萨做出暴力报复完全是非理智的，仅仅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报复而已，但是导演还是将最精彩也最热血沸腾的影像叙事留给了他，难道安排萨拉赫把内存卡给警察这个看似理智的处理方法只是姿态上的假意中立吗）

警察将找到的狮子还给吉普赛人，并让伊萨道歉，以化解吉普赛人和社区之间的争端，也避免了双方发生流血事件。

但是你偷了别人的珍视的东西，毫无责任感，也没有悔过之意，今天偷狮子，明天就可以偷枪，就可以杀人放火。吉普赛大叔让伊萨长了个教训，你不是喜欢狮子吗，你不知道狮子是可怕的吗？那你进来玩玩吧，你不是那么任性吗，什么都不在乎吗，什么都不敬畏吗？结果就是伊萨吓尿了，三个警察也吓傻了，要拔枪射杀狮子，当然吉普赛人只是给伊萨个教训而已，做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人说这里狮子是对权力的隐喻，我就不过度解读了，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不是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最后队长放伊萨回家，在导演给队长极不讨好的人设上面，他让伊萨说自己摔倒的，不要说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圣母朋友们肯定又要群情激奋了，凭什么要说我说谎，不是你们打的吗？虽然狮子是我偷的，我拘捕，我反抗，我逃跑，你们凭什么打我？还有吉普赛人，我不过就是偷了他们的宝贝吗，他们凭什么让我吓尿了裤子？你们凭什么说是我的错？

然后配乐响起，经历了一天的闹剧，每个人都身心疲惫，都在自己的空寂中沉思，随着情绪的调动我们观众也在沉思，思考这一切隔阂，矛盾，悲痛，苦难都源自哪里，伊萨坐在垃圾堆之间发呆，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如此多的痛苦从何而来？如果导演到此戛然而止，我会毫不犹豫打上五星，最后这个结尾让我联想到《撞车》，最后也是一段无声的群戏，好的电影就是应该让观众带入情绪，用电影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但是导演说你太天真了，我不是要你有这样的沉思，我会直接给你答案，正片才刚刚开始。

于是第二天警察继续巡街，这个拿水枪的小孩割喉的动作和凶狠的眼神表明了态度，酷炫大片正式开始。

我就问你酷不酷

三个警察被引诱到楼里，黑人让圣母呼叫支援，但是信号不好还没有说清就被冲进来了，所以这里他们三个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少年高举着点燃的燃烧棒如圣洁的革命火炬般穿过人墙，在如此狭窄的空间营造出如此有张力的镜头感，不得不佩服导演的功力

一段跟随的长镜头定格在伊萨坚定而冷峻的表情上，一步步台阶走上去在旁边列队的注目礼中，走向慌张手足无措的“市长”，毫不留情一铁棒锤在他脑瓜上，然后众人一拥而上继续毒打，伊萨面无表情地走开，走向下一个目标，我就问你酷不酷！帅不帅! 狠不狠！爷们儿不爷们儿！

外面继续围攻原本要维持秩序的黑帮，燥起来吧兄弟们！让我们砸碎这个肮脏的旧世界！

最后高潮当然留给伊萨，他接过燃烧瓶，高高在上俯视着曾经救过他的警察，俯视着这个如狗一般乞求的人，你的生死现在拽在我的手上。我就问你酷！不！酷！哈？你还有枪，卧槽，你有枪你刚才求什么可怜？现在咋办，我只是想烧死你们而已，你不会真的开枪吧，你现在搞得我很尴尬，旁边的兄弟们都在看着我呢。

屋里的无人机小孩：卧槽，居然还有枪，那我先把门反锁了再继续看戏

最后镜头在这里隐去，伊萨的形象如同救世主般的剪影定格在银幕上面。至于伊萨会不会投向警察，警察会不会开枪，那你可以说是个开放式的结局，但是给警察最后的镜头有个细节，他鼓足了劲似乎是想开枪，然后一下又松懈了，全身肌肉都松懈了，我想他明白他自是没有办法开枪的

那伊萨会不会放下燃烧瓶，我想可能性很小，他旁边的伙伴们都用无比坚定的目光盯着他，他前面如此凶狠，残暴，不留一点余地，这时能放下燃烧瓶去和警察言和吗？直到光线以他头部为中心收缩后漆黑一片，此时的配乐又再一次介入，用带有宗教感的崇高氛围中结束。

导演的镜头叙事在最后这二十分钟达到极致，这些精美的构图，无懈可击的张力难道不带给你震撼吗？前面80分钟铺垫整个前因后果在这里变得毫无价值，谁对谁错还重要吗？导演的镜头还不够说明他的立场吗？

好了，我不得不佩服导演运用影像的功力，最后这二十分钟硬是从《撞车》的共鸣反思直接跳跃到了《上帝之城》般的暴力美学。无可厚非，如果直到这里电影结束，那我也同样认为这是个好片子，并且着实佩服导演的影像叙事能力和对画面张力的塑造，4星杠杠地，一起高潮不爽嘛？

但是，让我实在无法接受的来了，在举着燃烧瓶以宗教般崇高的伊萨画面隐去后，出现了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语句：

what？？？我脑海中顿时一片问号，震惊，只能说震惊，锅还能这样甩？我是看最后20分钟看得惊心动魄没错，但我的理智还在啊，讲点逻辑不好吗？家人没有教育过你吗？老穆兄弟会的人没有感化过你吗？你自己不知道偷东西的后果吗？狮子不是你为了自己取乐偷的吗？偷来拍照发了ins之后不管不问的不是你吗？警察找你问狮子下落拘捕反抗逃跑的不是你吗？你认为偷东西会被烧死，你也没有被烧死啊；你脸是被橡皮子弹打破了，但也没要你的命啊；你是尿了裤子了，你也没有被真的喂狮子啊，所以这就是你们防火杀人的理由吗?你惹了事端，最后事端被平息了，但是你为了被伤害的自尊就要对大人都赶尽杀绝，就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拿着燃烧瓶准备投向真心想帮助你的人？然后大大的字幕质问观众，难道是我的错？不是你们庄稼人的错?我自私，我懦弱，我残忍，我凶狠，我要用暴力把你们赶尽杀绝，但这是我的错？

有朋友说，导演是在等待或者呼唤一个“雨果”中米利埃主教的角色来去关爱，去感化伊萨，让他能转变成冉阿让一般的圣人。我只能想起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

一个基督徒，掉到了海里。他在海里挣扎的时候，遇到了一艘船，船上的人要救他，他说不，我要等我的上帝来救我。他在海里继续挣扎。然后又来了一艘船，船上的人要救他，他还是说，不行，我要等我的上帝来救我。最后他精疲力尽被淹死了。他的灵魂来到了天堂，见到了上帝，他埋怨上帝为什么不去救他，上帝说，其实，我已经派了两艘船去救你，是你自己不愿意上来。

就在导演自己的叙事中，这种机会难道没有给过伊萨吗？

在上面那么多个时刻，无论父母、姐姐、警察、吉普赛人，甚至是他自己，如果能负起一点责任，听一点教诲，不那么任性，有一点敬畏之心，有一点点对自己的反思，都不会恶化到最后的那个画面。所以这就是导演挪用雨果的理由吗？绑架雨果来为这样一个毫无善良仁慈和担当的角色背书，为这种血腥的暴力背书，就是你们对雨果的理解吗？一个自己作死的故事，引用一段雨果的话就能拔高到重新阐释《悲惨世界》的高度了吗？对不起，首先这种偷换概念的逻辑我无法接受。任有人愿意同戛纳一起高潮、对这个新锐导演高呼万岁，但这种价值观和这种对雨果绑架和滥用我不能接受。

最后附上你们承载着“雨果精神”导演Ladj Ly的一些资料的摘要（来源于维基百科和好莱坞记者报的摘录）：

导演Ladj Ly出生于一个来自马里的移民家庭，他在巴黎Bosquets区的Montfermeil长大。《悲惨世界》是他导演的第一部非纪录片，并以此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该片还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票房收入高达1100万美元以上。可谓名利双收。

//www.hollywoodreporter.com/amp/news/les-miserables-director-ladj-ly-under-fire-criminal-past-1264041

“《悲惨世界》导演Ladj Ly在法国因过去的犯罪经历遭受抨击”

导演Ladj Ly的一个朋友Amad Ly在塞内加尔听说他的妹妹与他们表亲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回到法国后，他要求妹妹做出解释，但她否认了这段关系。在2009年1月13日至14日的晚上，Amad Ly打了她，打断了她的手指，并造成了她的头部创伤。然后和他的兄弟Mamoudou以及Ladj Ly一行三人去找他侄女的男朋友。这名男子被他们锁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被带到森林里，遭到威胁和殴打，但他最后逃脱了。第二天早上，一个农民发现了受害者，受害者的伤势严重到10天内都无法有任何行动能力。

嫌疑人于2011年3月2日受审。检察官要求判处Amad Ly 4年监禁，Mamoudou Ly 2年监禁，Ladj Ly 1年监禁。最后的判决更为严厉:Amad Ly被判五年有期徒刑，Mamadou和Ladj被判三年有期徒刑。Ladj Ly的判决在第二年的上诉中得到了证实，但他的刑期被减为两年监禁和一年缓刑。他随后被拘留。地方和法国的媒体在当时对这一事件都做了报道。

在《悲惨世界》的上映大获成功之后，这段经历又被《Causeur》杂志重新挖掘——该杂志为这次没有出现在审判报告中的复仇之旅增加了宗教上的理由——并在2019年12月18日被重新发表。与这两篇批评文章的标题不符的是，Ladj Ly未因“蓄意谋杀”而被判有罪，而是在“绑架”和“监禁”中共谋罪名。即使控方放弃了企图谋杀和暴力的指控，他在审判期间始终否认这些事实。

2019年12月19日，Ladj Ly以“诽谤罪”和“种族诽谤罪”起诉了《Causeur》和《Valeurs actuelles》杂志。

另据《解放报》和当时的报道，Ladj Ly是2009年Amad Ly策划的一场犯罪的共犯。Amad Ly与Ladj Ly都来自巴黎郊区蒙费梅Montfermeil，即他的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地。

《解放报》的文章证实，Ladj Ly还被判有两项前科。第一起事件发生在2011年，当时Ly在网上发布了一段有关Montfermeil地区警察暴力的视频，他还在视频中加入了“令人发指的评论”。这名导演因此被判6个月缓刑，并罚款400欧元。第二次是在2012年，当时Ladj Ly因“对公职人员进行口头攻击和暴力”而受到谴责。

对于导演的这些电影之外的事件我不想过多评价，也许有人看了报道后会更加佩服导演，认为他是真正的fighter。我无法可说，我只是转载在这里，这些事件和这部电影中的情节有没有关联我想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与殴打女性的人为伍，并一起对其他人使用最残忍的暴力，然后基于自己或Amad Ly为原型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就算获得商业和电影节的成功，我也不能认可，看似中立不偏不倚，但暗度陈仓偷换概念，这是影像的魅力，也是对影像的滥用，就算我钦佩他电影技巧上的高超，也不能接受这种混乱的逻辑，不能接受以这种形式去扭曲雨果和他伟大的《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