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烬与钻石

          
    犹如火花
　　从你身体里崩发出来
　　四散纷飞之时
　　你也身不由己的燃烧
　　本想寻觅自由之身
　　却命定一切拥有变成失去
　　只剩暴雨和灰烬
　　然后永坠深渊
　　昏迷不醒
　　永远胜利的时刻
　　在灰烬底部的深处
　　闪烁着光芒
　　那是残留下来的钻石
    -----波兰诗人 齐普利安.诺尔维特（Cyprian Norwid）

    不熟悉波兰的历史，很难读懂安杰依·瓦依达电影里略去不表的那部分。
    波兰导演中间，隔代遗传的传统士绅性格、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传统和知识阶层的自觉，到他这里大约是绝唱了，这种性格，在安杰依·蒙克、克日什托夫·扎努西身上难以觅到，更不要说波兰斯基和耶日·斯科利莫夫斯基这类人了。他是个典型的波兰人，像迷恋自己命途多舛的祖国一样，迷恋失败和无望，即使低到尘埃里，仍保留着高傲，不屑于拉拉杂杂的小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写到过波兰的苦役犯，那是些贵族，“几乎不与其他人来往……以冷冰冰的、叫人无法接近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把自己同别人隔绝起来”。波兰人的性格让瓦依达无可救药地多管闲事，关心天大的事情，他体内还留着施拉赤塔的基因，否则不会在1983年拍《丹东》直接讽刺雅鲁泽尔斯基的戒严令，也不会用《大理石人》、《铁人》和《希望之人》给团结工会立传。批评家嫌他选择的主题太正太大，现在看，《丹东》的确不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样主题的《无休无止》来得灵活和曲折，没那么柔肠百结，也没有那么深刻。跟同代导演相比，瓦伊达太古典了，在崇尚拼接艺术和反对阐释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他是个有些笨拙的巨人，让日渐转向自省、遁入梦境的艺术电影界觉得尴尬，他更像一个五十年代的导演，有霍华德·霍克斯、约翰·休斯顿和卡罗尔·里德的影子，又多一些独特的波兰风味。“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巴洛克式的镜头语言”是评论者喜欢用在他身上的词。这些词似乎让人回到“波兰的普希金”亚当·密兹凯维奇生活的十九世纪。而我们知道，瓦依达执导过密兹凯维奇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塔杜施先生》，就艺术风格来讲，拍密兹凯维奇，全波兰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1945年可以说是波兰电影的“零年”。战前一代的导演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被关在集中营或劳改营，再没有回来。一切都从零开始。华沙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战争结束三年后，政府选择在罗兹成立一个电影学校，等华沙重建结束，再搬回首都。没曾想，电影学院从此再没离开过罗兹。
    1949年入学的瓦依达是罗兹电影学院较早的那批学生，那时被它录取还不甚难，瓦依达几乎是误打误撞地考了进去。短短几年之后，这里就成了象牙塔，波兰斯基入学极尽曲折，最后靠着在瓦依达电影里当过演员的经历才挤过独木桥，基耶斯洛夫斯基更是考了三年才考上。瓦依达并不喜欢罗兹，也不喜欢这所学校。他和波兰斯基都是克拉科夫人，跟文化古城克拉科夫比起来，罗兹肮脏，破旧，是个工业城市，化工厂和纺织厂昼夜冒着烟雾，玻璃糊着一层灰，马路不由分说地笔直，缺乏魅力。他从来没喜欢过这里，在他的电影《福地》里，罗兹尽是勾心斗角。后来，1955年，波兰建立了名垂影史的电影小组制度，瓦依达加入的是后来以“波兰电影学派”闻名的Kdar小组，小组的领军人是他克拉科夫的老乡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他处女作《一代人》里的演员，竟然有不少是他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的校友，像齐布尔斯基、波兰斯基，甚至卡瓦莱罗维奇也是。
    少年时期在克拉科夫度过的那些年，对瓦依达风格的影响有至关重要。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说，“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吃早饭时拍你手的那个人。四岁时因你吃早饭淘气而打你的那个人，后来会把第一本书放在你床头。”
    瓦依达并没有贵族血统，他爷爷是克拉科夫远郊的农民，父亲一辈的兄弟四人靠自己努力，进入了知识阶层。父亲成了一名骑兵军官，二叔后来是火车站站长，三叔开了一家很大的锁店。瓦依达自诩为“知识阶层的第二代”。“知识阶层”是二十世纪波兰社会的独特景观，这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有独特的操守和责任。米沃什说，“除了这儿，在欧洲任何地方，艺术家、作家和学者都不曾享有这样至高无上的特权。……知识阶层的‘士绅文化’残存至今，在波兰农民和工人身上都有其痕迹。”瓦依达回忆父母对的影响，说，“父亲和母亲是那种为他人工作的人，我想，那时波兰知识阶层的身上都有这种品质，你不可能不这么做。要为他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瓦依达在意的是“为他人活着”几个字。他所有电影的力量都来自它们介入某些重大论争的方式，在所有的事件中发声，不管是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还是社会的。于是，在单纯电影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进了政府，做了议员。
    二战开始时瓦依达才十三岁。之后那几年，他随大流加入了国家军，却没有参加地下活动，更没有去几百公里外的华沙参加过起义。因为缺少身份证明，沦陷期间，他不得不每天待在屋里，在三叔的锁店里帮工，不能出门，连公交车都不敢坐。所有外界的消息都是听人说的。二战期间，在叔叔们的保护下，瓦依达错过了所有的重大事件。也许正因为没有参加过任何波澜壮阔的行动，他才有浪漫的虚构，才会放心大胆地憧憬二战中那些被绞杀的英雄主义，于是乎，他呈现的抵抗运动是活力满满的《一代人》，他重构的华沙起义，是宿命论的悲剧的史诗《下水道》。而在参加过起义的安杰依·蒙克眼中，华沙起义则是《英雄》这样一出讽刺剧。在地下组织里历练过的电影人，经历同一条船上的过尔虞我诈，没有黑白分明，也不再提什么光明磊落，英勇与浪漫被污泥黏住，直不起身。与瓦依达不同，他们作品里充斥的是猜忌和怀疑（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的《夜行列车》），或者众说纷纭的罗生门（蒙克的《铁轨上的人》）。
    瓦依达的父亲死于卡廷惨案。但是，直到1989年，他都不知道父亲已经死在了那儿了。于是父亲的缺失成了悬置在空中的一件事——父亲不在了，但是随时可能回来。一切都在焦虑与等待中间，悬而未决。“1939年9月1日，我的童年断崖一般结束了。我开始苦苦等待父亲回来，而每一个圣诞节都在提醒我，又是一年过去了，而他依然缺席。”全家每年都在等父亲回来，1945年战争结束，瓦依达去克拉科夫学美术，母亲依然留在Radom的驻地守着。到1950年的时候，全家人终于明白，他大约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五十年来，家族墓地上一直没有父亲的名字，他肯定假想过，如果写上父亲的名字，父亲有一天回来，就会荒谬地发现自己被剔除出这个世界之外了。《灰烬与钻石》讲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吗？一个人活着，却不被这个世界需要了。电影里所有人谈论的都是华沙，马切克、酒吧招待、旅馆前台的老头，都在谈华沙，安杰依在任务结束后也要“回华沙”。看完电影，人们只记得华沙，却不知道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华沙是“别处”，而且这个“别处”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像希特勒说的，它已经成了“地图上的一个点”。以前的华沙需要这些人，现在不是了，红军进去了。华沙的栗子结果了，摘的人却不是他们了。电影最后，老头让马切克给华沙的一条街道捎好，马切克没理他：他自己也回不去了。缺失的意象和别处的意象一直蔓延在《灰烬与钻石》里，它想说的很多，总欲言又止。

    好了，这里就谈谈《灰烬与钻石》。
    要说瓦依达最好的作品，见仁见智，有人说是《下水道》，有人说是《一切可售》、《婚礼》，也有说《铁人》的，他自己最满意的是这一部，《灰烬与钻石》。
电影最精彩的一段在37分钟左右。马切克和安杰依在酒吧里，忽然之间，方才喧喧嚷嚷的酒吧没人了，人们都挤到隔壁大厅里去看庆祝战争结束的表演，吧台前只剩下了他们两个。大厅敞着门，人们挤在门口，所有人都背对着他们俩。隔壁是亮的，两人这边光线昏暗。低胸长裙的女歌手唱起了战争歌曲：“你看见山顶的废墟了吗？你的敌人向老鼠一样躲藏……”讽刺啊，现在要躲藏的却是当年的国家军战士马切克和安杰依了。
    马切克点燃吧台上一杯伏特加，火苗噗地一声。安杰依不情愿地念出死去的战友的名字。噗，再点着一杯。噗。再一杯。火光摇曳，伏特加只有半杯，很快就会灭掉。就像易逝的生命。要点最后两杯的时候，安杰依把火柴吹灭了，顺手碰了下杯：“我们还活着啊。”马切克苦笑。
——还是那些老日子啊，安杰依。那时候在一块多好。多么好的一群人啊。
——那又怎么样？他们都死了啊。
——也许是那样，可是那时候生活却更好。
——我们都和现在不同。
——更年轻。
——不只是那样。我们过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许是吧。
——而且他们也想要我们。
    马切克和安杰依是前国家军的士兵。说他们是“前”国家军，是因为1945年1月，战争还没结束，国家军就已经被解散了。不是因为它消极怠战，而是国际上的风向变了，波兰被划入了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掣肘，而这个二战中欧洲大陆上最大的抵抗组织是受伦敦节制的，故而也不应当存在。国家军的士兵面前只有三条路：缴械，消失，或者死。
    战时，国家军的主要活动，是情报工作、道路破袭和暗杀。瓦依达《一代人》的问题，是帮共产党构筑了“党领导地下斗争”的神话，其实国家军才是抵抗运动的主力。如果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到波兰，这些地下国家的战士肯定会得到荣誉，被当作英雄。而现在，他们被看作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历史给波兰开的一个辛辣的玩笑。这些习惯于在手中提着一支枪，生活在危险中的孩子，现在被指望尽可能地忘掉过去，丢掉有关密谋的体验。有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装作自己从来没有在“地下”活动过。有人则呆在森林里，谁被抓住，就被送进监狱。安杰依知道，“这个国家再没有什么是真的了”。但马切克太念旧了，他忘不掉。而不去忘掉，就没有路了。像被流放到飘浮的冰块上面；不知道这冰块什么时候便会溶化。
    大厅里的女歌手唱的是卡西诺山战役。这个战役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讽刺。卡西诺山并不在波兰，而是在意大利。在千里之外攻打这座山的波兰人，是1939年苏联吞并波兰东部后被抓到苏联去的波兰战俘。他们由安德斯将军率领，从苏联逃出生天，军队里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来自波兰东部，极端仇视苏联，他们甘愿受命迂回到欧洲南部作战，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波兰。但讽刺的是，正当他们在意大利卖命的时候，《雅尔塔协议》公布了，同意以寇松线划分波兰东部边界，这意味着整个波兰东部又到了苏联的手里。从那一刻起，波兰人失去了希望：赢了也回不了家，输了不过一死。卡西诺山战役是在这种情绪之下打下来的，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战争。很多波兰人从此留在了意大利，因为已经无家可回了。歌词里唱的“所有卡西诺山上的罂粟，也会因为波兰人的鲜血而更加鲜艳”，只有波兰人才能知道其中的苦涩。
    “胜利日”里唱的这首歌，每个字都映照了马切克彷徨无依的处境。

    瓦依达曾在克拉科夫美术学院学过三年美术，在他中意的画作里，有一幅是Jozef Mehoffer的《第一次跌倒》：“《第一次跌倒》让我印象深刻。耶稣被勒住脖子，像是被吊在绳子上，人群聚在街上，欢声笑语，从受难者的苦楚中得到乐趣，肉体的痛苦在他们的嘲笑中被放大了。”
    他喜欢这种对比的效果。他要在片头让马切克对着耶稣像开枪，让共产党书记施祖卡死后扑在马切克怀里。在舒卡茨倒下的那一刻，黑暗中要绽开烟花，要让马切克的血染红白布，最后还要让马切克死在垃圾堆上。他让整部电影里年纪最轻的马雷克，盯着面前炽热发亮的灯罩，灯罩里扑腾着一只飞蛾。告诉观众，这就是波兰的未来。


    影片有两个重要情节与教堂有关。一个是开头马切克和安杰伊在教堂前埋伏，死者倒下后，我们看到马切克的枪口正对着教堂里的耶稣像。第二个是在炸毁的教堂里，一个倒挂的耶稣受难像下，马切克犹豫再三，终于向夏娃吐露了心里话：
    “我想做一些事情，让我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你知道，直到现在我还没考虑过很多事情，生活不知不觉就这样了，简单说就只是求生存。我只是想要一种平凡的生活，重拾学业，然后从高中毕业，也许可以上技术学院……”
    应该停下来思考吗？戈达尔在电影《随心所欲》里讲过一个大仲马笔下的帕索斯的故事。此人是一个行动者，在他第一次思考时，就送了命——他埋好炸药，刚要拔腿跑开，突然停住脚步，琢磨起人是如何会行走的：为何要先迈一条腿，再迈另一条腿。这时炸药爆炸了，他被炸死了。停下来是致命的。“你必须知道你只有一个选择。在这样的波兰，你的过去能带你去哪儿？”平凡的生活也是奢望。1980年的时候，基耶斯洛夫斯基拍了一个短片，叫《平静》，讲的是一个刑满释放的波兰人，对生活没有什么过多要求，一步步后退，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想平静地生活。可最后，他连这么一点点都得不到。
    马切克说话的时候，他是失焦的。摄影机的焦点在倒悬的耶稣像上。马切克只是模模糊糊地坐在镜头角落里，无助，失衡，被忽略。前景是被倒着吊在那儿的信仰，晃晃悠悠，随时可能掉下来，栽到瓦砾堆里。木头嘎吱嘎吱，在呻吟。

    从破毁的教堂回来，马切克吻别爱娃，一匹白马安然地踱进了镜头。声轨里清脆空旷的马蹄声在暗示，这是个超现实的镜头。马切克看到马，有些惊讶，接着笑了，拿手中的三色堇给马嗅嗅，意识到什么，转身进了屋子。安杰依和他的刺杀任务在里面等他。马切克问安杰依：“安杰依，你相信这一切吗？”安杰依反问：“这重要吗？”这天是胜利日，好多小孩在卖三色堇——波兰的国花。安杰依也买了一支，但转手丢尽了垃圾桶。
    据瓦依达自己的说法，这里的白马借鉴了约翰·休斯顿的《夜阑人未静》，那部电影里的马也出现在影片的末尾，斯特林·海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蹒跚奔向它，趴在它脚下死去。小时候，他曾经失掉过他的马，就像失掉了纯真，现在他要找回它。在天主教国家波兰，白马还有别的意义。《圣经·启示录》里写：“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比较被大家接受的解释是，白马象征清洁、纯一、公义并可蒙称许，象征福音的传扬。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白马是七封印里的第一个活物，接下来的封印依次放出了战争、瘟疫与死亡，民不聊生。这是不是在暗指波兰在战后压抑而多舛的命运呢。不管怎么说，拍完《灰烬与钻石》之后，第二年，瓦依达导演了《洛托纳》，影片是一个寓言，主角就是一匹白马——洛托纳。它是格伦瓦德战役以来波兰骑士的象征，优雅，高贵，代表最后的浪漫主义。电影的最后，白马被波兰人自己杀死了。

    瓦依达注重韵律和色彩，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显得有些过度，在镜头语言里，他用的象征稍嫌多了。像奥逊·威尔斯一样用深焦镜头，他的构图张力严重过度，演员的表演也是过度的，因此，齐布尔斯基才能在他的镜头下充分爆发自己的演技。
    齐布尔斯基视力很差，拉到特写时，眼睛不太聚光，没有神采。他尝试靠动作弥补这一缺陷。他是个话剧演员，格但斯克BIM-BOM剧团的顶梁柱。话剧的表演方式被他带到电影里。夸张，但把控着节奏和韵律，片中几个长镜头里，他的动作似乎把镜头内的空气都扯在一起，让氛围悬着，时刻放不下紧张。瓦依达给了他很大的自由，生活里他是什么样子，在电影中还是什么样。齐布尔斯基说：“演员有两种，一种适应角色，一种保持真我。我更喜欢有个人色彩的表演。我知道，这很难，而且危险。”
    那以后，齐布尔斯基又演了《灰烬与钻石》的续篇《二十岁之恋》，他同样的墨镜扮相也出现在《夜车》、《无辜的驱魔人》和他自己编剧的《再见，直到明天》里，但他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个角色。他与瓦依达交情不浅，两人是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的校友，齐布尔斯基的大银幕处女作《一代人》恰好也是瓦伊达的导演处女作。《一代人》里，本来瓦伊达给了齐布尔斯基一个很有特点的反面角色，有不少戏份，结果这些戏都被审查官剪掉了，原因是作为一个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年轻人不应该有反面角色”。于是今天看到的《一代人》里，齐布尔斯基只在影片的开头露了一面，他要和主角扒上一列德国火车，结果主角上去了，他没爬上去。那几乎是个预言性质的情节。13年后，齐布尔斯基在火车站习惯性地扒火车时，发生意外，滑到铁轨下面，不幸身亡。据说他那时候刚接到百老汇的邀约，请他去美国演《欲望号街车》。英年早逝，竟让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一语成谶。巧的是，又过了13年，影坛后辈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筹备他的《命运之歌》，是一个年轻人赶火车的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提供了三种可能：前两种是赶上了火车，第三种是没赶上，影片是开放性的，但结局似乎并不开放，当时正值波兰一年多的戒严，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悲观的眼光看来，无论哪一种可能，其结果都不会有希望。这仿佛呼应了13年前齐布尔斯基的死，即使活下来，又怎样呢。
齐布尔斯基去世后，瓦依达出人意料地自编自导了一部电影《一切可售》，影片的主题是导演要拍电影，却找不到自己的演员了。谁都知道，他的演员就是齐布尔斯基。他死了，一切都停止了，但一切又在继续，冷漠地我行我素。这是瓦依达最个人化的作品，有费里尼《八部半》的风格。执导六十多年来，这是第一部他亲自担纲编剧的作品，可见齐布尔斯基对于他有多么重要。直到现在，他自编自导的作品也只有两部，另一部是《卡廷》，他的父亲死在那儿。


    最后来说说这部电影的剧本，它的诞生得像波兰这个国家的命运一样曲折，充满苦笑和讽刺。
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是耶日·安得热耶夫斯基。这个名字中国人可能不熟悉，但如果我说他就是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里的“道德家阿尔法”，那很多人就不陌生了。章节末尾，米沃什大加挞伐的那部作品，他没有指出名字，其实，那就是《灰烬与钻石》。当然，在五十年代初米沃什写《被禁锢的头脑》的时候，他只读过这本书的第一个版本。在当时，不用点出书名，人们也知道这是哪本书，它太出名了。米沃什说，在抵抗时期，耶日称得上沦陷华沙的地下文坛领袖，“地下活动的资金流入他的手中，他再把它们分给急需的同行。”他是伦敦流亡政府看中的人。他参加过华沙起义，噩梦一般的日子。每天都有朋友被处死，换来的却仍是无望的等待，西方的军队遥遥无期，而苏联已经进来了。人们对西方的许诺失望，不知道何去何从。1946年，他着手构思自己战后的第一部小说，他开始左转了，站到了苏联人这边，他认定，这本书会在新时期确立他的地位，文坛上，他资格最老，坐惯了头把交椅，便不愿放下架子，尤其怕后辈超过自己。耶日受康拉德风格影响很大，倾向于创造严肃的僧侣般性格的人物。战前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牧师，这次换了身外套，披上共产主义，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书就是《灰烬与钻石》。小说的主题与瓦伊达后来的电影大不一样。主人公不是马切克，而是老共产党员施祖卡，这个人沉默，坚如磐石，道德操守稀有得像月球上的宇航员，以个人的受难成全对善的向往。而马切克只是个道德堕落的年轻人，漫无目标，不是自己死，就是杀死别人。果然，这本书让耶日在新政权下名利双收。他并非迫于压力才这样写，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远没有蔓延到波兰，在文坛上许多人看来，这样与魔鬼交易，无异于自废武功。
    1950年，艺术界的政治高压日甚一日，这个当口，耶日在作家中率先加入了统一工人党，自我批评，宣布与过去划清界限。1954年，他着手修改自己最富盛名的作品《灰烬与钻石》，让它更政治正确。这本书的第二个版本里，加入了不少社会主义的“新话”，更符合当时的阶级斗争而非党派斗争的政治主题，因为波兰这时候早就没有党派了。
    事情还没有完。1957年，在主编的杂志《欧罗巴》被勒令停刊后，耶日愤而退出了统一工人党。有趣的是，这时正值哥穆尔卡上台不久，波兰文化解冻。无论如何，从那以后，耶日换了一个人，完全站在统一工人党的反面，成为政府激烈的批评者。很快，他开始与瓦依达合作，改编《灰烬与钻石》。于是出现了第三个版本，就是电影里这个版本。毫无疑问，这是三个版本中最好的一个，耶日已经退了党，没有那么多顾忌，政治气候也缓和了，这几年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波兰最宽松的五年。这个版本里，中心人物不再是稳重的老共产党员，而是躁动的、无所适从的前国家军士兵，原先不太起眼的马切克成了主角。原著中几天跨度的情节，被压缩到一天，剧情满得要溢出来。意识形态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活，是一个人有没有机会在波兰选择安稳正常的生活。

    后来，耶日·安得热耶夫斯基又同瓦依达合作过几次。他们第二次合作是1960年的《无辜的驱魔人》，讲婴儿潮一代的摩登少年的事。电影刚刚上映，党就通过了一项秘密法案，严厉批评了过去五年从《下水道》至今的波兰电影，点名指责瓦依达和蒙克等人“太过失败主义”，没有一点爱国心，配不上这个魁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法案给波兰电影学派判了死刑。不久，蒙克英年早逝。接下的来整个六十年代一片萧索，除了波兰斯基和斯科利莫夫斯基等少数几人，波兰电影沉迷在自我满足和民粹主义的色调里。
     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火焰，你不知道到底火焰 / 带来的是自由还是死亡 / 耗尽你所有最珍贵的东西 / 只残留下了灰烬与喧嚣。”

本文发表于《虹膜》2016年10月下，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们常将这一百年来的电影风格简单地归于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以此推断，对电影的作者—导演们的美学诉求也可以划分为“为电影而电影”和“为社会而电影”，前者有意中断与观众的联系而后者却自觉承担起为民众代言的历史使命。两者在不同的国家所占的地位也不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创作中民族与国家的概念一直占据主导，更别提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内创作者是否还有自说自话的“闲情逸致”。波兰，从这个民族诞生那一天起就伴随着苦难和压迫，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无不对民族的危难有着深刻的洞察，无不对国家的命运抱有敏锐的关注。瓦依达无疑属于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从五十年代的区别于政府官方电影的“第二类电影”到六十年代的一系列传统和非现实题材电影再到七十年代的“道德焦虑电影”直至前年的《卡延惨案》直面自己也是这个民族内心深层不忍触及的历史伤痛，瓦依达的电影历程见证了“波兰学派”的发轫、成长与壮大。让我们沿着这条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逆流而上来到1958年去重温瓦依达的不朽名作《灰烬与钻石》，再一次去体会那来自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颤动。

战争与和平

    电影将镜头对准了战争胜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到第二天早上这不到24小时的时间段，但这一时间短却清晰的划分出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战争与和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电影开始呈现给我们的却不是和平，而是一场光天化日下的暗杀行动。马奇克与昂吉干净利落地结果了两个人的性命，更讽刺的是他们不久后得知他们杀错了人，那两人不是共产党的主席只是两个水泥厂的工人。电影开篇非常精彩，十字架、小女孩、被暗杀者身体着火等隐喻不说，光是两位主角的亮相不仅精炼地交代出人物性格，也有隐喻作用：昂吉告诉马奇克目标来了时马奇克正悠闲地躺在草坪上，当他一听到同伴的声音立马起身拿起了枪。如果说在草坪上休息的马奇克给观众带来的是和平的意境，那么突然拿起枪的马奇克又把观众带入到战争的阴影中。和平的时间在这特殊的一天中竟然如此短暂，新波兰会伴随着黎明的曙光如约而至吗？马奇克会带领我们经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那里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阴谋与爱情将会彼此纠结，一个民族要做出关乎命运的抉择。
    影片的主体部分是在一个小旅馆中展开的。瓦依达让暗杀组织、共产党主席、民主人士、上层贵族、下层百姓形形色色各色人等聚集于此，在这个经历了漫长黑暗之后迎接光明的夜晚。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历史现实、民族意识、个人意识之间会交替产生出各种矛盾。不同政治道路的选择、多种政治理念的交锋，但历史与未来的不确定让这一切显得如此滑稽，人能把握的只有当下。与人们期望的和平相比，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才是更加确定的可能。所有人在不可预知的未来面前只能去充当理想主义的牺牲品，为了一个新波兰，为了重获来之不易的自由（波兰在1918年才刚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治），马奇克在理想与现实、顺从与反抗间挣扎着。
    电影至少3次在背景中出现斯大林的画像，它们或倾斜或倒放这是哥穆尔卡“非斯大林化”时代的完美注脚，同时暗含着危机的到来。

儿子与父亲

    马奇克与他要暗杀的共产党主席舒卡茨之间戏剧张力是这部电影最引人入胜的情节设置。电影开头的误杀暗示了一种宿命，之后他们来到同一家酒店加深了这种宿命感，仅有的三次见面最终成全了这种宿命。舒卡茨被刻画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形象：从外貌上、行动上。他刚刚回国就询问自己儿子的情况，可他已故妻子的姐姐（一位反共主义者）却告诉他孩子失踪了。从这些场景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共产党主席而是一位有一个17岁儿子的父亲。与马奇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见面都是他向马奇克借火点烟的情节，两个雷同的情节暗示着完全不同的主题。第一次是暗杀者与被暗杀者，第二次是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舒卡茨代表了一种新秩序，马奇克象征过去）。第一次是马奇克与昂吉在一起，第二次是与克里斯蒂娜在一起。前一次他还处于一种混沌之中，后一次他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但当他还来不及选择时，他就必须要与舒卡茨再一次面对面，这一次将改变一切。
    有意思的是舒卡茨的儿子17岁，马奇克住在17号房。舒卡茨的儿子与马奇克有着相同的政治立场。舒卡茨的儿子被捕，舒卡茨在去见儿子的途中被马奇克暗杀。暗杀过程也有暗示：马奇克先快步超过了舒卡茨，他成为舒卡茨的前进的终点（本来是他儿子的），马奇克突然回头开了枪，这次与刚开始的情景不一样，（前一次被杀者中弹后是往后倒的，而这一次却是往前）舒卡茨倒在了马奇克的怀中。这个镜头中舒卡茨“父亲”的角色与马奇克“儿子”的角色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剧中人无法察觉，而观众却感受强烈。可以说在这里瓦依达完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寓言，杀死父亲，取代父亲的地位。马奇克像极了那个将一次复仇演变为对人生终极意义探求的丹麦王子，他用一次暗杀为自己的理想主义殉道。舒卡茨投射出马奇克敌人与父亲的双重镜像，他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自我诠释。这个场景中突然出现的绚烂烟火为暗杀画上了“华丽”的句号。夜空中肆意绽放的烟火那么美丽，夜色中马奇克与倒在他身上的那具尸体那么孤独。国家的节日变成了个人的忌日，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个人的地位如此渺小。那转瞬即逝的烟火还揭示出世俗事物不可避免的瞬间性，马奇克在漫天的烟火中逃走，谁敢说，下一次倒在地上的不会是他吗？

生存与死亡

    马奇克是一个旧时代的幸存者，他随身携带的那个杯子、几乎不曾摘下过的太阳镜成为了他联系过去的、追溯历史的物品。当他告诉克里斯蒂娜不摘掉眼镜是因为华沙起义的缘故时（瓦依达上一部作品《下水道》就是描述华沙起义中的一个悲惨故事）我们就知道了他还没准备好和自己的过去说再见。马奇克还生活在那个暗无天日的下水道中，他毕竟不是齐格洛夫斯基那样的机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早已被死亡所感染的孤独灵魂，他承担了一个民族的痛苦与不幸，他在寻找，寻找认同，寻找在新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人们常常将马奇克称为一个典型的“反英雄”，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反英雄”。“反英雄”的概念来源于法国新浪潮，刻画主人公时有意“躲避崇高”，好莱坞之后将其发扬光大。马奇克不是“反英雄”的重要原因是他并不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他没有“旁观者清”的资本，相反他被困与现实之中，被时代左右。他不是“独善其身”的存在主义者，而是“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战士。基于这点，马奇克不是一个“反英雄”，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瓦依达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刻意设置任何的道德界限，不管是马奇克还是舒卡茨他们都是崇高的，他们身上都带有过去的痕迹，他们不怕为政治献身。
    影片结尾又是一个传奇。马奇克告别克里斯蒂娜后无意间看到昂吉殴打齐格洛夫斯基时一列火车正从他身后驶过，远去的火车象征着马奇克已经无路可走了。（现实是齐布尔斯基本人也是在赶火车时发生意外死亡的）当他被警察打伤，那块白布上鲜红的血印成为了波兰国旗的最佳诠释，烈士用鲜血换来了新波兰。马奇克的死留给观众的是一个大大的悖论，一个为自由新波兰奋斗的人却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不得不去杀人，他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自由是一个三元概念，自由的主体、过程中的干预与障碍以及最后的目标。马奇克在为自由奋斗，但他克服了干预与障碍之后（德国人与舒卡茨）却发现那个原本清晰的目标模糊了，不见了。对于马奇克如此，对与整个波兰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有目标的国家是可怕的，也注定没有出路。电影中瓦依达通过旅馆狭长的楼梯、垃圾桶、棺材以至于舒卡茨儿子看到的飞蛾扑火等意象暗指死亡，这个人、这个国家等待着被救赎。

灰烬与钻石

    灰烬与钻石两种截然相反的物象，我们可以在电影的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看到这种对立。
    宏观上来看，电影中有三处具有明显喜剧色彩的段落，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钻石”。分别是老编辑与齐格洛夫斯基在吧台时的对话；马奇克与克里斯蒂娜在房间里约会是马奇克找之前不小心掉落的子弹；马奇克在一个小教堂里帮克里斯蒂娜修理破了的鞋跟。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个带有喜剧色彩的场景很快过渡成为了“灰烬”式的悲剧。齐格洛夫斯基之后在宴会中失控；马奇克回忆起痛苦的过去；在教堂里看到他误杀的那两个水泥厂工人。
    微观上，烟火与尸体，紫罗兰与垃圾桶••••••当克里斯蒂娜读出洛尔维特的诗句：“永恒的胜利时刻在灰烬的深处闪烁着光芒，那是残留下来的钻石。”她是马奇克的钻石，最后马奇克倒在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厂上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影片中最打动我的一个场景是早上克里斯蒂娜打开了一扇小窗户，全新一天的阳光铺洒进来，尽管只是照亮了屋子中的很小一部分，但这毕竟是希望、是未来，马奇克只是匆匆来告别然后背对阳光离开。她们的爱情终成了一夜情，那点点微光终究照不进马奇克阴暗的内心世界。但我们又看到老搬运工将置于黑暗墙角的波兰国旗展开，拿着旗帜走向屋外去迎接一个新波兰的诞生。屋内的庆祝才刚刚开始，人们面无表情的跳舞，克里斯蒂娜也被人拉入黑暗的舞池中，国家的未来仍然黑暗而不清晰，民族的自由仍然遥不可及。
    伴随者奥金斯基的《再见，祖国》人们翩翩起舞。
    再见，马奇克；再见，齐布尔斯基
    再见，祖国，再见，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