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南汉山城》是一部记录耻辱的战争片，却把朝鲜的耻辱拍得大义凛然。故事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固然有影片方的立场原因，同时也正是这些处理，使得观众得以更好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如果在电影中那种理想化的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在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应该是确乎无解了。 电影中线条很多，可以是每个人物都能作为一条线索，代表一种人生。开篇的领路人，他的孙女娜露，守城将领李时白，铁匠与七福……当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崔明吉与金尚宪。在这两人之中，金尚宪是表现得更加立体，也更加突破传统主战形象的人物。两人都不是一味站在朝堂与国君的立场上主战或主降，在对社稷的思考中加入了百姓的未来，这就使得两人的主张都变得沉重起来了。然而，主战的金尚宪没想到，相较于他所说的尊严，百姓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小生活，是夏播与秋收；主和的崔明吉想必也没有想到仁祖下跪投降时的那份屈辱，从未流泪的自己也会哭泣不已，而在几百年后，大清不复，韩国会拍这样一部电影，重现当年的景象。 利铁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角色，却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寓意。他为了送檄文，逃出了清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却几乎死在了自己的援军手中，因为都元帅有自己的考虑，不希望为救仁祖而冒此大险，却又受制于自己为将者须听君命的一点仁义，因此选择“没有收到檄文”。利铁放过了军士，导演却没有像其他影视作品中的那样，接下来是以德报德还他恩情，却是再次被军士的弓箭所指。最后呢，清军跟随军士找到了都元帅的营地，全营被灭，而都元帅，正是朝鲜王苦苦等待的援军。在这样的纠缠与巧合中，仁祖仿佛被命运所捉弄，实际上却是被自己、被自己的官员所捉弄，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选择出城投降。 在出城时，崔明吉说“殿下，从这里开始不能骑马了。”也就预示着，之前是朝鲜王的他，即将成为满清的臣子，马后是曾经，马前是未来，曾经是仁义尊严，未来是屈辱难料。投降时一边是仁祖对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沉重的呼吸清晰可闻，一边是金尚宪举刀自刎，汨汨的鲜血在地上流淌。导演将两者的行为缓慢而又详细地表现出来，或许是有意引导观众思考二人所说的生与死之路。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只是记述了历史中小小的一个片段，所反映的、思考的却是贯穿所有历史的问题，生死之路，当夹杂了人的尊严时就变得错综复杂。就拍摄手法而言，南汉山城也是无可指摘，对于战争场面采取直视，又有意将观众拉离故事，使之跳出故事本身进行思考，是最好的地方。金尚宪杀老者时的远镜头与他自杀时的背影、死后的特写……这些远近变换的镜头，恰到好处、不即不离的配乐，还有整部片子中单一的黑白色调（最后春天来临时的色彩鲜亮起来，既是色彩对比，也是呼应金尚宪对娜露所说过的话），考究的朝鲜服饰和满清金钱鼠尾辫，这些细节对于我这样一个注重历史微尘的人来说很重要，恰恰也是吸引我过了这么久也来看这部电影的缘起。 最后，蒲公英开了，船也系好了，娜露与金尚宪的约定却永远留在了丙子胡乱的冬天里。 记录一些小片段：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传令兵的头被无知的兵士砍下，只为了一顿饭的赏赐，于是自己士兵的头颅和敌军将领的挂在了一起。 ：朝中的大事，怎能交给卑贱的铁匠呢？ ：现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哪有什么贵贱？ ：吃喝玩乐，打人关押的时候，都是有贵贱的。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适。 ：如果你能送完这个檄文之后，安然无恙地回来，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的赏赐。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微臣愿意死的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重的生命。 ：死并不轻于鸿毛，殿下。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鸣吉无法分辨生和死，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 ：无法忍受耻辱，但可以忍受死亡，殿下，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的是正大光明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地乞求活命！臣无法旁观，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脑袋。 ：到底什么是国君？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从心底跟从的国君。请先砍了微臣的脑袋，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看见一段关于影片中讲述的全然不同的关于李氏朝鲜在倭乱和胡乱中毫无抵抗能力的分析，颇有见地，在此分享下(￣∇￣)

“当时的朝鲜，也不是我们想象里的奉明正朔五百年的小中华儒教国家。其实，朝鲜是一个贵族合议制国家，朝鲜政府是以血统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有其名而无其实，血统不够高贵，没有资格参与读书科举，出身不够特别高贵，没有资格去考高级官员。而没有出身的贱民，就如影片里的清军翻译郑命寿，对朝鲜大臣指责其祖上是朝鲜人的回应。郑翻译回答的是：“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其实这才是朝鲜真正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朝鲜作为一个由大小土地贵族把持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国内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奴隶，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政府机构的国营奴隶。随着小土地持有者下层良人阶层的逐渐解体，在17世纪初，朝鲜这个国家有八成以上的人属于贱籍，即满洲军队翻译官的朝鲜出身。

在朝鲜“人”眼里，郑翻译这种人，被特意制定了从母法，该项法规制定的也不是父母是奴隶，子女就是奴隶，而是母亲一方是奴隶，子女才是奴隶，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知母不知父，禽兽之道也。人之所以比畜生高贵，是因为知道自己爹妈是谁，朝鲜的“人”在法律上规定了朝鲜贱民与牛马鸡犬等同。所以说影片里郑大人事实上不应该知道谁是自己的便宜爹。当满洲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郑大人这样的人形牲畜，占了朝鲜总人口的80%以上。

而身为蛮夷出现的满洲军队，在当时因与明军长期拉锯作战中损耗极大，在人力物力上严重匮乏，因此在人力使用上有才便用，不看民族也不看出身，并没有朝鲜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血脉观念。朝鲜君臣眼里的人形牲畜郑命寿，在投奔满洲，作为郑大人回国后，在地位上反而比朝鲜的所谓高等贵族要高其一等。

战乱爆发之时，朝鲜“人”并未真心抵抗过——“今者两班千百，而为兵者一二；民丁数十，而为兵者仅一二”，朝鲜的贵种们并不愿意当兵，自然也不会拿下层贱民的畜生命去当人命来看，这才是朝鲜倭乱、胡乱之中迅速败亡根本原因所在。”

http://q.url.cn/abtX62

两个忠臣，生死之辩。一帮文臣，因势利导。一个主君，有对有错。人根本无法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做出超越性的选择，只能按照自己心中道路坚持下去，而我们后人却总是以一种超脱视角去评判，根本不懂当时人的选择，他们可能只是想活，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人知道应该怎样活，没想到韩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可以做到如此地步了！克制强烈的民族主义，正视历史。而这对比之前的那部《鸣梁海战》，算是有了不小的进步。而这样的主旋律怎不叫人拍手称快。

韩国平均每天上映两三部外国电影（2015年上映311部美国电影、363部日本电影），市场竞争无比惨烈，为求得生存，韩国电影每每煽情过度、用力过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熔炉》亦莫不如此，社会意义、票房价值之外，艺术品质乏善可陈。

题材一旦涉及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导演的内心更是完全失去了平静，象李沧东那样每部作品都经得起咀嚼的非常罕见。

《鸣梁海战》（2014）民族自豪感爆棚，历史真实度贻笑大方；《暗杀》（2015）对刺客澎湃、冷酷的内心世界和理想主义激情毫无感知，沦为韩版抗日神剧。

然而，表现丙子之役的《南韩山城》却令人刮目相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真实的人性，敢于正视耻辱的历史；韩国新兴电影人越来越自信、强大，一如前辈的《误发弹》（1961）、《薄荷糖》（2000），一手抓票房，一手抓艺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儒家文化圈，视汉家政权为华夏正统，余皆蛮夷。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壬辰倭乱），明朝将士浴血奋战痛击倭寇，对朝鲜恩同再造；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清朝国书“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为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入侵朝鲜；南汉山城翘首以盼的援军畏敌如虎，不惜暗杀朝廷密使；满清铁骑势如破竹，北门之战打出150比1的战损比，以两人阵亡的代价歼灭300朝军。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和投射，怎样解析历史和其中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或群体的格局。

影片不愿贬低、丑化任何人，对主战派鄙视蛮夷、奉明朝为正朔的豪情，对主和派保全苍生社稷的忍辱负重，表现得都很到位。因担心带路的老人为清军效命，主战派手起刀落，但对老人遗留的孙女又充满内疚和怜悯。

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鲜人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何出此言？”

不料，“朝奸”竟气得嘴唇颤抖，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不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吗？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编导能有这样的视野、心胸，令人肃然起敬。

皇太极20岁开始征战四方，37岁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优待鲍承先、范文程、罗绣锦等汉官儒家，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非寻常蛮夷可比。

皇太极致信朝鲜国王，影片的表现简约而不简单：

“你一而再地违抗于我，就连你的愚钝，也是我的无德。我正是困扰于此，才跋山涉水来到你这里……打开城门，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我会倾听你的诉说，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说一切……”

因为我的过失，才让你愚昧到自寻死路——皇太极的检讨居高临下，数百年后也能感觉到朝鲜君臣的惊诧、愤怒和屈辱：清酋如此狂妄无礼。

“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皇太极正在小心翼翼地实践他对仁义的理解，而朝鲜、明朝也正在和将要经历皇太极们带来的强烈阵痛。

困守南汉山城47天后，朝鲜国王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

阿克顿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南汉山城》再一次显示，艺术是哲学最精准、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云长走麦城仍是英雄，知耻而后勇的民族必将再起：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依旧属中华！

西风影评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喜欢自认“老子天下第一”，那么，如何巧妙而艺术地拍摄一部关于本国战败投降的电影？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真需要技巧。

对于本国的黑暗历史，通常影视作品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挖掘大败局之中的个别胜利，比如韩国的《鸣梁海战》、我国的《血战台儿庄》；第二种是竭力突出反抗精神，哪怕最后失败了，至少是壮烈殉国，而不是忍辱偷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林农导演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甲午风云》，还有美国导演乔恩·阿维奈2001年拍的《华沙起义》。众所周知，二战时面对纳粹有组织的屠戮，犹太人基本上驯服如绵羊，很配合地走进了集中营。正因为此，影片中在华沙那零星而决绝的抵抗就值得大书特书。

如果说上面两种，尚属于基于史实的合理戏剧化呈现，那么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关于外敌入侵的影视作品则纯粹是一种恶搞风格的空想剧：通过白痴化、弱智化敌人的外表和言行来达到自嗨式的精神胜利。比如欧洲在战后对第三帝国元首各种恶意满满的丑化，全然不顾当初德军是怎样闪电般横扫欧洲大陆，各国又是如何抵抗不及先后纳降的。再比如，中韩两国贡献了众多极富魔幻色彩的抗日神剧，以弥补昔日未能在正面战场大获全胜、痛扁倭寇的遗憾，转而便创造性地、以荒诞剧的形式在影视作品中完成假想敌的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黄东赫导演的新作《南汉山城》，突然就感叹不已。不回避敌人的强大，不丑化对手的面目，不吹嘘自己有盖世神功，冷静呈现所有做过的努力和坚守，也敢于直面曾经屈膝下跪的耻辱，并且正视国家在“或战或和”的痛苦抉择中遭受的两难处境。

在那座漫天飞雪的南汉山城，朝鲜君臣度过了史上最寒冷的47天，最终开城投降。曾经拍过《奇怪的她》、《熔炉》这些佳作的黄东赫以严谨工整的风范完成了这部苍凉悲壮的历史正剧。影片油画一般的光影效果，精致细腻的服化道、主角们出众过人的演技，加上剧中清军全程使用满语对白，种种考究让影片展现出厚重的史诗感，成为2017年韩影中当之无愧的最佳作品。

站着死，还是跪着生？这是东方式的哈姆雷特命题。从现实来看，后者肯定占了主流；但彪炳史册的，永远是那些战斗到最后一息、舍生取义的人。

《南汉山城》的背景，是1636年底至1637年初的“丙子胡乱”，满清在入关之前，先行出兵打击了大明最忠诚的属国——朝鲜。多年受大明恩典、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朝鲜一直奉大明为宗主国，蔑称满人为“胡虏”、“蛮夷”。1636年这一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国号为“大清”。消息传来，朝鲜国内哗然，仁祖拒不见大清使团，也不接受国书，皇太极的登基大典，朝鲜使臣拒不下拜。凡此种种，激怒了满清，两国积怨爆发，清兵大军压境，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从鸭绿江边打到朝鲜京城。仁祖仓皇出逃，率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

影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清军将山城团团围住，时间一天天过去，凛冬已至，城内弹尽粮绝，战马都杀了填肚子，内外消息不通，援军苦等不至，活路几乎都已断绝，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这个时候，朝鲜君臣等来了御驾亲征的皇太极和一封招降书。

是战，还是和？何去何从？

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主张议和的吏曹判书（相当于天朝的吏部尚书）崔鸣吉与主张死战到底的礼判（礼部尚书）洪尚宪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金尚宪慷慨激昂地质问：“将士仍在抵抗，忍受着饥饿努力守城，还有一线生机，为什么要先跪地求饶？”他的话大义凛然，几乎不容反驳。可大义是什么？是殉国、是成仁？翻开史书，“不当亡国奴”这个看似正确的价值观背后常常是淋漓的鲜血。

金尚宪之前，有唐代名臣张巡。在“安史之乱”中为了保卫睢阳城，张巡咬碎了满口钢牙，在粮草断绝的情况下先杀了自己的爱妾给将士充饥，接着又食城中几万名老弱妇孺，到最后城破时，全城仅四百余人幸存。至今在河南商丘古城外，仍有规模雄伟的张巡祠。金尚宪之后，有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他在扬州拒绝了多尔衮的一再劝降，与城共亡，整座城池随后遭到清军十日不封刀的屠掠。

是生，还是死？在存亡的关头，仁祖迟疑了。

影片中，金尚宪和崔鸣吉当着仁祖的面有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

金（对仁祖）：您要跪在可汗面前吗？如果让您跪下倒酒，您也要照做吗？

崔：弱者为了活下来，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金（依然对仁祖）：鸣吉说的，就是您活着要走的路吗？

崔：尚宪说的很正确，但那只是话，他认为话语重于生命。

金：鸣吉所说的活，即是死。微臣愿意死得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沉重的生命！

崔：死并不轻于鸿毛，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金（霍然站起）：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的乞求活命？！微臣无法旁观，再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砍了微臣的脑袋！

崔：到底什么是国君？！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从的国君。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在东亚文化语境中，历来视求和为奇耻大辱。历史不提供第二种价值标准，人们没有机会听见秦桧为自己辩护，只看到他反剪双手跪在岳武穆面前任人唾骂。从此白纸黑字，盖棺定论。所以，呈现这样一段“大逆不道”的争执，是令人钦佩的勇气。金允石和李秉宪两位影帝强强联手，以精湛的演技再现了朝鲜历史上两位立场相对却都刚烈不阿的忠臣。纵观全片，两人的一言一行都从容有度，持重端庄，举手投足处处体现了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之下，一位朝廷重臣所应有气度和风范。这场辩论戏，尽管语气强烈，两人的情绪却始终收敛克制，面部微表情控制精到，仅凭含泪的双目透露出内心的波澜，几乎靠着眼神演活了人物。

影片结尾，朝鲜君臣出城纳降，仁祖身着臣子的服饰在皇太极帐下三拜九叩，崔鸣吉跪在身后，浑身颤抖，泪如雨下；城内，宁死不降的金尚宪毅然殉节，宝剑刺入身躯，一颗泪珠滑落脸庞。历史车轮无声而残酷地前行，每个人都走了自己选择的路，但每一步都浸透着悲凉。

如果说金尚宪是民族英雄，那么处在他对立面的崔鸣吉自然就是声名狼藉的逆贼，然而，《南汉山城》却花大量篇幅刻画了他作为忠臣的形象。弱国无外交，但在山城被围的47天中，崔鸣吉为了求和却四次出使清营，每一次都充满了凶险：不光要面对清兵射来的箭雨、被清将龙骨大用弩机抵在脑门上受死亡威胁，更要领受各种言辞上的羞辱。然而他均临危不乱，不辱使命。只可惜每次归来，迎接他的都是身边同僚的非难和斥责，称他丧权辱国，有失体统。最后降书的起草，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他身上。

天色微明，油灯燃尽，一夜未眠的崔鸣吉放下手中的笔，清楚地知道，由自己起草的这封降书一旦送出去，自己就成了千古罪人。然而，是否能够就此换来黎民苍生活下去的曙光？

清军总攻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朝堂阶下，群臣全身缟素，齐刷刷跪地高喊：“崔鸣吉的国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敌人的逆贼之书！殿下，请马上把它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朝堂之上，匍匐于王座前的崔鸣吉依然苦苦进谏：“微臣写的不是信，而是路，是殿下需要踩着走的路。殿下，请不要和天下百姓一起死！就算明天砍了微臣的头，也请今天把降书送出去。”

此时他心中的苦痛，恐怕只有260年后的李鸿章才能体会。

1900年，曾经所向披靡的满清也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路口，八国联军抵达京城郊外，太后和皇帝匆忙外逃。临走，不忘给两广总督李鸿章发了一纸任命：封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作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交涉。此时的李鸿章已78岁高龄，部下和亲属力劝年迈的中堂大人以《马关条约》为戒，不要再上京当替罪羊。可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人能与外敌周旋，北京的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李鸿章心力交瘁，一边咳血，一边与洋人周旋了近一年，在病榻之上指挥下属把损失降到最低：赔款数从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这个数字是对4.5亿中国人而定的，“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这就是《辛丑条约》。

李鸿章接受了这份侮辱，收获了国人的一片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骂声——条约签署之后没多久，这位晚清名臣就溘然长逝，留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临终诗句。

《南汉山城》的另一贡献，是除了刻画“和”、“战”两派的对立之外，还还原了夹在两者之间、首鼠两端的群臣。他们是历史上面目模糊的一群人，是史书中的失语者，却是真正的大多数，比如影片中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

金鎏当然也有立场，就是永远站在“对”的一方，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不留下一丝话柄。鉴于任何关于议和的言辞都会给自己的品德增加污点，所以他自然是站在主战的一方，直至后来在他的指挥下，朝鲜军打出“自损三百，伤敌两人”的败仗，最后的责任却被他降到出征将领的身上。从起初强拆农民的草房给士兵御寒，到后来拿走士兵的草垫去喂马，再到最后杀了战马给士兵充饥，金鎏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在打自己的脸，却无一不被他冠以堂皇的理由。然而金鎏并非不爱国，在被迫随崔鸣吉出使清营的时候，他也试图维护国家的体面和尊严，可是来自文明之国的莫名优越感，让这位饱读诗书的文臣不屑于俯身和“蛮夷”平起平坐，哪怕对方已经兵临城下。而这样的姿态是我们所熟悉的，200年后，满清的大臣们也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远道而来的西方列强，无视对手的强大，拒绝放下自己的身段。

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仁祖在大殿上茫然四顾，发现满朝文武俱是嘴上仁义道德，行动却畏畏缩缩之辈，只知跟风随大流，而不堪担当重任，禁不住内心惶恐。其实这种局面恰是一个王朝的常态，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的忠臣、奸臣，是无数平庸之人构成了历史的底色。

关于道义、荣辱、名分、尊严，《南汉山城》还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上的视角，那就是城中的百姓。渡口的今天为皇帝带路，明天为清兵带路，只要有人肯给他一碗小米；冒死出城送信的铁匠其实最关心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样开春就可以播种。对升斗小民来说，士大夫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复杂难题并不存在，人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肚子。

《南汉山城》139分钟的篇幅，人物塑造上，从战派、和派到骑墙派，从皇帝、士卒到百姓，包括出场不多的清军一方，从皇太极、龙骨大再到翻译官，几乎每个人的形象都立得起来，站得住脚。激烈残酷的战争场景和明争暗斗的宫廷斗争，其中还掺杂了金尚宪和渡口老人的孙女之间的忘年情谊，各种层面上的立场交锋和观念碰撞，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影像读本，再现了历史的多元和复杂。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 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对曰：彼不肯许云。曰：人将尽死矣。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汝忍为此耶？”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盖出于不得已也”。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金鎏听后默然无语。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