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雨

久闻大名，今晚刚看完。最开始被它的“女性电影”title所吸引，因为近年真的很少有华语电影对准女性，更别说拍一部完全的女性电影。

是不是“女性”这个词一加粗你马上联想到的不是“独立”就是“不公”？

就像热带多雨人尽皆知一样。谁他妈的不知道。导演的偷懒就和这标题一样，看似寓意深长，实际循规蹈矩。

一个是师生恋题材的循规蹈矩。各国电影有不少这类题材，但都有共同之处：一定会有补习的桥段；一定偷偷牵手；一定要被熟人看到（男女双方都有）；一定老师那方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这样的素材比比皆是，导演把女主套在一个模板里讲故事，自然其他更重要的主题的发挥空间就会缩减。可能有人不服“那师生恋不都这么拍吗！”搞清楚啊！这部的定位是女性电影，不是“熟女老师和武打男生咸湿往事”。所以伟伦和阿玲的关系固然重要，一旦走了这条套路，整个电影也会失色许多。这是导演没有拿捏好的地方。（并且伟伦这个角色也塑造得不是很成功，太模式化，就是个理想的青春期热血小男生，台剧里可以抓一堆，说白了还是偷懒。）

二个我要说的是原本的内核——女性。这片最大的败笔也恰恰是内核的循规蹈矩。

女主阿玲简直是“女权斗士”心目中完美的帮扶对象：没有主见、任劳任怨。就这样一个人，要被经历一场禁断之恋。我看了一些影评，大多认为男主伟伦是水到渠成地拯救了这个女人。我想请问——一个只知道情起、脱了裤子来一炮后真的像对待女友一样若无其事问她要不要可乐、害女主撞车的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男生，在大雨中高呼“你让我心好痛！”真的是爱她吗？伟伦根本也是个压迫者。

女主真的好惨喔：没有孩子被嫌弃、是女司机所以被呵斥、是儿媳就要给公公把屎把尿、是妻子就要承担老公出轨。对啊，她是真的好惨，可是他妈的正常人难道不会有一点心气吗？你可以说“那女性的日常就是这么惨啊，被压迫被欺负” 我承认大环境下女性是弱势群体，可是当这些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时，有哪个正常人会像沉默的羔羊一句（不说反抗）不满话也不说？

再说了，照顾公公当然是因为公公人好啊！他那么老了却还是脑子灵活，并且体谅儿媳，这样的家人值得照顾，没毛病。导演明明可以再偷懒一点找个恶劣的老头（当然他也知道那样更假了，再者无法衬托伟伦的天真。）干嘛瞧不起老年痴呆？

我说明白了吗？当一切看起来很惨的东西聚焦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反应却不符常理，惨就成了假。

难道一定要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主才好突出女性受到不公吗？

这就是导演第二个偷懒，也是万万不该偷懒的地方。因为他觉得一个女性会遭受这些，所以一个女性应该有人为她发声。而不是立足于一个本就可以发声的女性去叙述。他不公正，他只是在拍出人们希望看到的样子，这样观众就可以在看完后伤感地说“真是一部好片，女性真是太不容易了。”

观众降级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湾湾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也是，我也觉得是个还不错的剧。但很多人觉得不错，却是因为它的题材。“湾湾拍出了我们不敢拍的东西！”“我们拍不出来！”

当一部剧/电影仅仅因为“题材少见”便受捧，是一件比佳作稀缺更要令人深思的事情。因为说这话的人，就在你我之间。

懒虫是分辨不出懒虫的。

题材也永远不应该成为一个佳作的标签。

说真的，“热带雨”这种内在逻辑的片子实在是太多，已经嵌入观众的观片习惯，导致导演把这个“线索”拉出来马上就让一些人觉得好有深度好独立。

对不起，我还是觉得这片应该叫“熟女老师二三事”或者“假人雨中谈恋爱”。

当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则更关心是怎么发生的。

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本难梳理，《热带雨》则用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带出了这场师生恋的脉络。

1、雨天的第一次同车，伟伦对老师表示感谢，同时也鼓励她别忍让无理司机。这显得伟伦比实际年龄成熟，又让阿玲感受到他的小小男子气。

2、伟伦偷拍老师，是一种明知你我有距离但我仍情不自禁的青春萌动。而且我知道你有心事，我想靠近你，了解你。

3、中文补习课，其他学生都跑掉了，只有伟伦留下，阿玲感受到被尊重，她请伟伦在教室一起吃榴莲。榴莲的特性是什么？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禁忌之恋或许也是如此。

4、阿玲带伟伦回家补习，伟伦和阿玲瘫痪的公公相处甚欢，不是一家人，却让三人都享受到了难得的家庭乐趣。

5、伟伦的武术比赛，他父母都没去现场，阿玲带着坐轮椅的公公去了，见证伟伦拿了长拳冠军。

悲伤时的身边人、快乐时的身边人，我们总是很容易爱上，不是吗？

6、三人一起吃榴莲，再次以榴莲为喻，不为世俗所容，但当事人或许只想说“真香”。

7、中文补习课，从一对多，慢慢就变成只有一对一了，这是他们的二人世界。

8、阿玲批阅伟伦的作文，写的是师生之间的尊重。意味伟伦将自己和老师视为平等关系，阿玲看得愣了神，笔尖墨水晕开，意味阿玲的心潮涟漪。而这鲜红，也预示着性即将来临。

9、和阿玲发生关系后，伟伦像个男人一样，表现出了体贴和担当，给阿玲空间恢复平静、问阿玲是否要喝水(虽然他家冰箱空空，饮品只有可乐，也再次说明他被父母疏于照顾)。伟伦送阿玲下楼，在电梯里主动牵手。但有外来者闯入，一个小小的电梯，就是新加坡这个移民社会的缩影，而阿玲伟伦和他们之间，被阻碍物隔开。

10、师生恋由于同学抢伟伦手机而泄露，阿玲退缩了。公交车上伟伦执意要牵手，阿玲拗不过顺从了，但用文件夹做掩护，而文件夹书脊上写着：礼义廉耻。意味这段感情必将屈服于现实运行的道德法则。

很喜欢《热带雨》的最后一个镜头，阿玲似乎什么都失去了，但她笑了。

看死君：眼看着2020年的进度条已经用完1/4，整个华语影坛却依然处于彻底停摆状态。同比去年这个时候，春节档《流浪地球》已成爆款，《过春天》和《地久天长》前后上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定档清明；后来，这些电影也都成了不少影迷心目中的2019年度十佳。

《流浪地球》《过春天》《地久天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同样是诞生于2019年的华语片，陈哲艺导演的《热带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它也顺势成了影迷们近期热议的话题。

2019《热带雨》

继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囊获金马奖最佳影片后，陈哲艺潜心蛰伏了六年，才终于不动声色地孕育出他的第二部电影长片《热带雨》。难得的是，依然不失水准，甚至比前作更为成熟有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金马奖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陈哲艺导演

影片《热带雨》的故事发生在导演的家乡新加坡。正值雨季的新加坡，几乎每天都会有大雨倾盆的时刻；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季节，身为中学国文老师的女主人公，生活上也在经历着大大小小的几场“雨水”的冲刷。

与丈夫的关系因为久久不得子而愈发疏冷、每天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学生对国文课的不屑一顾，以及她跟一位男学生的暧昧关系……所有这些，陪同雨季的到来，让女主人公的心里也随之越发潮湿。

有人将《热带雨》定义为“师生恋电影”，自然也情有可原。即便我们都心知肚明，这部电影所呈现的议题远远不止师生恋这么简单；但纵观影史，那些真正经典的所谓“师生恋电影”，也绝对不是仅以此为噱头，比如《钢琴教师》《丑闻笔记》《白色婚礼》《教室别恋》等等。

《钢琴教师》《丑闻笔记》《白色婚礼》《教室别恋》

而在陈哲艺导演心目中，《热带雨》这部电影更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如他所言，他“并不是非要拍一个师生恋，因为这个话题太耸动”；这一切，都是人物自身的生存状态，最终牵引出这样一段情愫，他唯有“跟随人物”去往那里。

独家专访《热带雨》导演陈哲艺

采 访 | 看 死 君

看死君：导演好，您曾凭借《爸妈不在家》获得戛纳金摄影机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等殊荣，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而《热带雨》作为您的第二部长片，在创作心态和创作条件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陈哲艺：其实没有，我觉得对自己还是有同样一个要求，如果心态真有改变的话，我可能不会等那么久才拍另外一部。

2013《爸妈不在家》

其实《热带雨》这部电影的筹备，我光剧本就写了三年，比我写《爸妈不在家》要更久。当初《爸妈不在家》写了两年，而这个写了三年。然后就是找演员，找景，筹备，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你想，跟前一部相隔了六年。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得奖，然后有了什么包袱，反而是我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要求。而我对自己最大的要求就是，我是不是能对得起电影中的人物，电影中的故事。

《爸妈不在家》片场照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你知道，电影这个东西它会永远缠着你的。你在拍完电影之后，它不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它会永远被收录在DVD、电视机或者网络平台上，甚至你坐飞机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看到。

因此，我在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必须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行。等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回想起来，依然相信当年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有做到最好的。

看死君：国内观众对《热带雨》的反响非常好，这在您自己的预期之内吗？

陈哲艺：完全没有，完全是预期之外。我们这部电影是在多伦多电影节全球首映，在站台单元竞赛；然后去了温哥华电影节；而第三站是在伦敦电影节展开欧洲首映。但这些都是西方国家，面向的都是西方观众。

直到平遥电影节的亚洲首映，才终于真正面对纯华语观众；他也不是说日本观众、韩国观众，就是纯华语观众。我那个时候非常期待也非常担心，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反响。

这种感觉就跟我之前拍《爸妈不在家》一样，我会担心，它是不是一个非常新加坡的故事，然后国外的华人是不是会有一种同样的共鸣或情感，他们会看得懂我的电影吗？

而且《热带雨》这部电影，其实我自己觉得比我之前的作品要沉稳、成熟很多；但也比之前有更多留白，更多潜台词。所以我很担心，观众会不会看得懂。

我发现现在国内很多电影，都已经完全没有留白了，完全是直白到底。我就在想，现在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养到完全不会动脑筋了，根本不愿意去思考。

看死君：您为什么会选择“师生恋”这样一个主题呢？

陈哲艺：我觉得师生恋是其次，一开始最让我着迷的是女主角阿玲这个角色。我想要写的是，一个快到40岁的遭遇中年危机的这样一个女人。不管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事业上，她都似乎遇到一种瓶颈。她要怎么去重新定义自己，怎么去重新找回自己，怎么继续走往下的路。

我其实是因为对这样一个人非常着迷，而不是说我要写一个师生恋的故事。我花费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去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跟着她走，然后她带我去那里。

你看阿玲这个角色，她白天教课、辅导、改作业，傍晚回家做饭、照顾老人，然后又要改作业。同时，她还在做一些受孕的医疗，需要打针、吃药、复诊。这个人几乎是完全没有社交生活的。她不像我们很多人，周末会去看电影、会去约会。

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生命已经有那么多的创伤、失落和寂寞；她如果需要温暖，需要有人给他一些关怀，这个人会在哪里出现。他不可能在家里出现，除非是一个鬼魂。

所以他必须是在学校，那只有两个可能性嘛。一是同事，是另外一个老师；二就是一个学生。所以这并不是说，我就是非要拍一个师生恋，因为这个话题太耸动。

我是跟随人物带着我走，然后看她会带我去哪里。但我又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并不是纯师生恋，甚至完全不是纯爱情。只是两个寂寥的人，在那个时候都非常需要关怀和温暖。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种温度，一种陪伴。

她一直都想要一个小孩，而学生伟伦是不是他想要照顾的小孩呢？或者说，因为她的老公是跟她完全疏离的，常常都是见不到人，那么伟伦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替代品呢？

至于伟伦，由于父母长期在国外，对他而言，老师阿玲到底是不是他青春期的爱情或初恋，还是一个取代妈妈的人物呢？所以，我想探讨的人物关系其实很复杂，并没有那么简单。

看死君：男女主角在《爸妈不在家》中饰演母子，这次则是饰演一对关系不太寻常的师生。这对于他们的表演以及您在执导上有没有一些挑战？

陈哲艺：我对所有的演员，特别是他们两个，在《热带雨》这部电影里比之前在《爸妈不在家》中要更加苛刻。你可以通过电影看到，这次的表演要比《爸妈不在家》细致很多很多。

回想他们上一次跟我合作还是六年前。这六年来，雁雁也有跟很多其他导演合作；而家乐这几年听说参演了一部电视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表演。

对他们来说，这次在《热带雨》中的表演其实非常辛苦。特别是雁雁的角色，非常不好演。至于家乐，他会直接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我喜欢一个老女人，我本身是不会喜欢老女人的。但是我叫他做什么，他还是会做。他一旦沉浸在角色里，就可以完全没有包袱地去往前推进。

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尴尬的地方，特别是因为《爸妈不在家》的包袱。家乐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才11岁，他那时从彩排开始就一直管雁雁以及饰演父亲的陈天文，叫“爸爸和妈妈”，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2013《爸妈不在家》

他每次看到雁雁都叫妈妈，因为已经习惯了，而且那个关系并没有随着拍摄完而结束。当年电影很成功，我就带着演员去了世界各地。对于一个11岁的小朋友来说，就很好玩儿，可以出国到处跑，而雁雁真的感觉像是一个妈妈那样的人物。

2013《爸妈不在家》

所以我们在拍摄《热带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许家乐，不要在现场再让我听到一句妈妈，因为对我来说太别扭了。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收工之后，当雁雁摘掉假发准备回家的时候，家乐就追上去说，我可以叫你妈妈了吗？

因为之前的电影而有了这个包袱，其实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他们虽然是我的演员，但好像已经亲到就像家人一样，我要喊就喊、要骂就骂、要疼就疼、要爱就爱，这个关系蛮特别的。

看死君：影片用了不少笔墨展现文化方面的冲突，而女主角正是教中文的。您能否谈一下目前“中文”在新加坡的处境吗？

陈哲艺：中文，是我这几年蛮关注、而且蛮担心的问题。新加坡现在的年轻一辈，甚至我的一些朋友，现在很多已经完全无法用中文表达自己了，因为已经很少讲中文。

像家乐这样十五六岁的学生，甚至小学生，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抗拒或者不懂得说中文的，中文能力非常差。你跟他讲一句中文，他会回你一句英文，这就是一个当下的现状。甚至很多爷爷奶奶，为了要跟孙子孙女沟通，就不得不开始背英文单词。因为孙子孙女都不会讲中文，所以我觉得蛮悲惨的。

华人不会讲中文，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完全不明白的，而且我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但我并不觉得以后会变得更好，或许只会变得更糟。我跟我太太住在英国伦敦，但我会提出要求，我们在家里只讲中文。

我现在有了小孩，我知道他会在英国长大，不可能有讲中文的环境。如果我们不跟他讲中文的话，他长大之后应该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我现在已经没法期望他会写中文，因为你在英国没可能学会写中文，因为环境所致。

而新加坡真的很糟糕，因为他是一个华人居多的社会，七成都是华人，但长期都是用英语交谈、对话，包括做行政文书、工作、Email几乎都是用英文。所以，其实电影里面很多涉及到的文化冲突，都是我这几年通过观察新加坡的家庭和社会，所积累的一些想法与感触。

看死君：这部电影延续了您上一部的主题，家庭、情感及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您是如何捕捉这些微妙的关系的呢？

陈哲艺：我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敏感的人，而且我去到哪里都会观察人，不管是他们的谈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穿着，还是开什么车，涂什么口红，这些都会观察。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造型和美术上都会讲得很细。比如他们做完造型后，我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赚那么多钱，你住这个房子，你会戴这样的手表吗？我会对这些细节非常讲究，让人物丰满起来。我拍电影，其实拍的不是剧情，我拍的是人物。

看死君：能否谈一下“榴莲”在电影中的隐喻？

陈哲艺：榴莲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禁果，而且我自己很爱吃榴莲。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在东南亚榴莲是“水果之王”。对很多人来说，榴莲真的非常非常臭，味道很重。

而且，其实榴莲也刻划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因为新加坡是没有农业的，新加坡所有的榴莲都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在电影里，老师阿玲的弟弟就是榴莲的供应商。

所以，我在拍课室吃榴莲的那场戏时，我基本上就是把榴莲当成一个禁果在拍，然后想要把它的味道拍出来。我希望这个味道是有被拍出来的。

看死君：影片结尾女主角怀孕了，这是不是给她的一个希冀？

陈哲艺：是的，因为不然这部电影就太黑暗了。你看电影里不是有一个梦境嘛，在梦境里她拥有一个宝宝。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阿玲有那么灿烂的一个微笑。你盼了那么久的事情，你到最后都不给她，那就太残忍了。但我并不是一个撒狗血的导演，所以后面还是有一个留白。

看死君：您的下一部电影会拍什么题材呢？我记得你说《热带雨》是“成长三部曲”的第二部。

陈哲艺：完全还没写，但是有一些想法，我也跟家乐有讨论过，但是他有点不愿意。我第一部电影拍的是他上小学，第二部电影拍的是他上中学，那么第三部……因为新加坡需要义务服兵役，都要去当兵两年，有些是18-20岁，有些是19-21岁，我自己也当过两年兵。

许家乐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要去当兵了，要被关起来当两年兵。于是，我就想要拍一个当兵的故事。但是第一部电影，他爱上的是女佣；第二部电影，他爱上的是老师；那么你可以幻想一下，第三部电影他会爱上谁。

看死君：最后想问你，现在新加坡电影产业是怎样一种状态？

陈哲艺：我觉得蛮悲哀的，有才华的导演很多，但是没有观众支持。我觉得政府还是挺支持，但私人的一些投资很难找。所以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拍我的第三部。

看死君：一定要拍，我们超期待的。

-你想怎样？-我要hug你！

采访| 看死君；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热带雨》是今年10月平遥电影节的爆款，获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迷影选择荣誉等大奖。

电影讲述的是一位近40岁女人的中年危机，阿玲结婚数年无法生育，丈夫对家庭的态度越来越冷漠，她的教师事业发展也不顺利，和自己的学生产生了一段暧昧感情。

本片在平遥上映的时候，观众爆满， 把台阶占满，没有人提前退场。

评委会认为这部新加坡电影“精炼地展现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与情感悸动，具有穿越地域限制和文化隔阂的魅力。”

《热带雨》的导演陈哲艺今年35岁，这是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

6年前他凭处女作《爸妈不在家》横空出世，在金马奖上打败同台竞争的王家卫、蔡明亮、贾樟柯、杜琪峰，包揽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新导演等大奖。

此外，此片还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2013年，美国《综艺》杂志将他评为“年度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位导演”之一。

陈哲艺

他被誉为华语影坛的第二个李安，处女作之后，他并没有趁热打铁推出新作，而是蛰伏了6年，安心当家庭煮夫，在柴米油盐间积蓄创作的能量。

陈哲艺与妻儿及《热带雨》剧组在今年9月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图片来源：《热带雨》官方Instagram

我们专访了陈哲艺，他独自一人来到中国大陆，采访的时间地点等琐碎事务都亲自沟通，“电影其实拍的就是人，我希望永远非常简单、非常谦卑地过生活，以最卑微的、人的角度去看人。”

《热带雨》：中年危机和禁忌之恋

自述 陈哲艺 编辑 倪蒹葭

《热带雨》剧照

2013年11月，一部新加坡电影，爆冷拿下了第50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同时入围的有蔡明亮的《郊游》、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还有贾樟柯和杜琪峰，这四位名导都拿出了他们几年来最巅峰的作品。

当年的评委会主席李安透露，喜欢《爸妈不在家》的评委最多，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个片子，有一组人极端喜欢。

《爸妈不在家》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讲一个新加坡中产家庭的小孩，爸妈忙于应对生活无暇关注他，他和来自菲律宾的家佣产生越来越深厚的感情，后来，家佣似乎代替了母亲的角色。

《爸妈不在家》剧照剧本是原创的，陈哲艺写了两年。电影获奖那一年他才29岁，并不觉得自己是一鸣惊人，“这部长片之前，其实我已经拍了十年电影了！”

新加坡是一个电影小国，一年只产出10-15部电影，其中大部分还是喜剧片或类型片。《爸妈不在家》当年在新加坡的票房位列年度第三。这之后，资金和电影项目开始不断向陈哲艺涌来，他不止一次地聊起：“我不要再自己写剧本了，太痛苦了，消耗太大了，接下来我可能会跟别人合作剧本，或导演一些已经写好的故事。”

然而人们等他的第二部长片问世，一等就等了六年。这一次《热带雨》的剧本还是原创，他写了足足三年。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拍一部不个人的电影”，“有人说我的作品看起来非常地赤裸，因为我真的把自己一些情感掏心掏肺地交出来，所以每次完成一个作品，其实是很痛的。”

他特别擅长拍女人戏，“新浪潮之母”、著名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夸他“具有细腻的情感与过人的洞察力”。《爸妈不在家》里，最动人的两个角色就是妈妈和家里聘请的菲佣。

妈妈怀了二胎，工作又很忙碌，没有功夫多和自己的儿子相处。菲佣为了赚钱，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两个女人都是母亲，却都在自己孩子面前呈现出一种“缺席”的状态。“那个时候，我在探索母亲这个身份，对女性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

演了他的女主角的杨雁雁说，他笔下的母亲，就是大家在马路上、公车上会看见的女人，“压力特别多，包袱特别大，但是脸上不怎么忧愁，就是一种默默的、很平淡的一种感觉。不管怎么样挤压，她还是没有爆发出来，他写出这种女人的力量。”

及至《热带雨》，他开始关注那些没有成为母亲的女性。她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想要成家，想要小孩，却往往不能如愿，他对这些女人的处境“非常的着迷”，女性的自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爸妈不在家》剧照，灵感源于陈哲艺的童年经历

其实陈哲艺非常年轻，出生于1984年，他说自己是非常典型的白羊座，很固执。因为是新加坡长大的孩子，从小表现得乖巧，但其实又非常叛逆，所以才会违背父母的意愿选择去念电影学校。

他从英国的电影学院毕业，定居伦敦12年，“虽然我电影技术是在西方学成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创作灵感是非常东方的。”他喜欢看家庭片，喜欢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喜欢李安早期的作品，还有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

《热带雨》中阿玲和她的公公、学生三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似乎组成了一个家庭。

《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都是十分细腻的家庭题材。《热带雨》探讨了三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怎样构成了家人般的关系，家的边界在哪里？家人的意义是什么？

他接下来的计划，是要把一个英国小说改编成电影，也是一个家庭剧。“哪怕有一天我去拍科幻片，我觉得还是会讲到家，我的电影永远离不开家。只要是华人，我们永远是把家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以下是陈哲艺导演的自述：

我是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刚刚完成了我的第二部电影《热带雨》。电影的女主人公叫阿玲，她已经快40岁了，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白天她工作繁忙，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她偏瘫的公公，做饭、喂他吃饭、给他洗澡、换衣服、送他上床睡觉，然后再洗碗、收拾家里，周而复始。

她的先生早出晚归，很少在家。生活的重担基本都是阿玲一人承担。她几乎完全没有个人的时间，也没有社交生活。多年以来，她一直想要一个小孩，怀孕却总是不成功。她等于是被困住了，婚姻、家庭、职业发展都陆续陷入了危机。整个电影其实是以她的视角去讲的，这个女人怎么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走出困境。

《热带雨》剧照，女主角阿玲

我心目中的阿玲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儒家女子，有一种母性的温柔的气质。片中有很多戏份讲她和丈夫为了要小孩，去进行医疗，做人工授孕。实际上，我和我太太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遇到了生育问题。我们不断地去看医生，其间压力非常大，结果反复无常。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一手经历。

很多妇产科医生都告诉我，夫妇做人工授孕三年以上还不成功的话，基本上有一半都会面临离婚。因为一个婚姻里面，碰到太多挫败的时候，已经没有美好可言。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热带雨》的剧本，写一个想要小孩而不得的女性，她遭遇了什么样的痛楚和挑战。

很神奇的是，等我拍完这部电影，我和太太有了一个小孩，是一个男孩。就在片子完成全部剪辑的那一天，他出生了。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我一直觉得，电影可能是神迹的某种显示。

阿玲做身体检查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对女性题材感兴趣。我这个人蛮敏感的，很多人看不出来的细节我都会注意到。比如女生剪了头发，很小的修剪，隔天别人通常都不大看得出来，我就能看得出来。

《热带雨》是我对女性的一种观察，但是它也是我通过自己和男性朋友，看到男性的缺陷。男人有时就是逃避，不去面对。

片中，阿玲和丈夫一直怀不上小孩，阿玲还想继续尝试，丈夫却不愿意行房，觉得像功课，想要逃避。人工授孕不成功，丈夫连医院都不愿意去了，生孩子明明是两个人的事，丈夫却推给阿玲一个人去解决。

阿玲独自在医院

有一场戏是阿玲一个人去医院做人工授孕，没有新鲜的精子，就用丈夫的冷冻精子。这部电影全片都没有配乐，但是这场戏我选了背景音乐，是亨德尔根据莎士比亚剧作创作的歌剧《裘利西斯·凯撒》。

里面的一个女声是凯撒的情人，凯撒战死了，她接获消息，爱人已经离世，于是把心中的痛唱出来。其实它代表阿玲内心中的呐喊，她希望挽回自己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华人社会里面，男生都很喜欢做一家之主，但是婚姻或者家庭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躲起来的往往都是男生，真正有力量去勇往直前或者面对问题的永远都是女人。

马来西亚的阳光

太阳不出在新加坡

我一开始就知道片名叫《热带雨》。大家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大太阳照着，很炎热，但其实新加坡也有雨季，通常是在年尾，持续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雨非常适合形容阿玲心里面的世界，就是灰灰冷冷、有点冷漠，就像我这两年对新加坡的一些感受，整个社会的冷漠疏离。

我和声效师花了很多时间，用不同的雨把情绪带出来。整部片子除了阿玲坐在车里听电话一场戏之外，所有的雨景都是人工完成的。电影的时间设定在2012年，阿玲是马来西亚人，嫁到新加坡，等于是往高处走，家里人希望她就势留在新加坡。

阿玲的中文课不受学生们待见

新加坡华人年轻一代，几乎不讲中文。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实际的社会，念完中学以后可能就再没有机会用中文，大家就不注重。我在新加坡长大，从小我在家里面跟我爸爸妈妈都是讲英语，我们家里连中文报都没有，只有英文报。

反而因为马来西亚华人是小众的，他们还有华语学校，保留了华人的文化传统。伟伦是阿玲的一个学生，中文课学得很认真。表面上，他给的理由是父亲希望他以后能接家族产业的班，去大陆做生意。实际上，是因为他对阿玲产生了某种不可名状的情愫。

他的父母常常出国在外做生意，他一个人住。阿玲可能是伟伦想要的一个朋友，或者他想要的一种家庭的温暖。

阿玲一直想要做妈妈，伟伦是不是她想要的一个孩子？阿玲的先生总是缺席，伟伦是不是也替代了先生的位置、寄放了阿玲的眷恋？他们是恋人吗？感觉又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一个人产生情意结，是因为太寂寥，都需要一些温暖。

有一场戏，阿玲和伟伦对看，他们一直被榴莲的味道所引诱。榴莲是我这部电影里面的禁果，因为两个人的暧昧，在社会上可能是大家觉得禁止的一种关系。

电影里是有出太阳的，但是太阳不出在新加坡，是在马来西亚。阿玲在新加坡十多年，一直没有换掉护照，她最后选择回家，回到一个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地方。

从母子情到师生恋

杨雁雁和许家乐，在《爸妈不在家》里面饰演一对母子，在《热带雨》里面饰演一对师生。很多人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御用演员，其实不是，真的是气质感觉对了，才决定合作，找演员的过程其实非常漫长。

《爸妈不在家》中的许家乐

有一天我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张男孩的照片，觉得他的样貌感觉好像很适合，我就给我的制片看，请他去搜一下，制片说，这就是你之前《爸妈不在家》的许家乐。

我没有认出来，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从一个11岁的小男生，长到了17岁。然后我就把他带进工作坊，和其他人一样，做一些即兴表演，他的表现非常亮眼，就是完全没有包袱地去表演，我就决定要用他。

他真的是有一种天分。他从来没有演过戏，从《爸妈不在家》到现在，六年多了，始终保持着一种很单纯的东西。这种纯通常在很多年轻人身上会被抹掉。因为新加坡小孩很早就成熟了，很早就被迫说，“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必须要怎样答，才是标准的答案。”

杨雁雁在《爸妈不在家》中饰演家乐母亲

决定用许家乐的时候，我想说不可能用杨雁雁，会太别扭了。但是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翻天覆地去找能够演阿玲的演员，甚至看了已经息影退休的演员，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我打电话给雁雁，请她看一下剧本，我们试了几场戏，就决定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这几年来，雁雁和家乐其实一直都有保持联络，偶尔约出来喝茶什么的。家乐得知要跟雁雁姐一起演对手戏（床戏），就直接跟我说，你干吗要我跟杨雁雁那样！那么多人可以选，你干吗选她？我说你做得到，就去做吧。我的剧本都写得很细，就是要把剧本里所有的细节都演出来。他最后还是脱光衣服就演了。

陈哲艺在片场

“基本上我的电影已经和

我的人生完全结合在一起”

我的第二部短片是《阿嬷》。我那时候在当兵，因为新加坡所有男生必须要当两年的兵。我在兵营里接到电话，说我奶奶进了医院，脑内出血，然后也不可能开刀，开刀很大几率会变成植物人。我们全家在病房里，非常漫长的一两天时间，看着阿嬷慢慢地衰退、离去。

阿嬷很疼我，我跟她也很亲，我后来就写了一个短片剧本。我感觉必须把这个东西拍出来，不然很难整理自己的一些心情。

花了很多精力拍完，也没有想说参加影展，很巧地它就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拿了特别表扬奖。

《阿嬷》海报

《爸妈不在家》灵感来自我小时候的很多回忆。比如我小时候也会玩电子鸡，有一次我爸爸带了一些小鸡，我就在阳台上养鸡。小鸡长大以后，我的女佣就真的把它宰了，然后煮鸡饭给我们吃。

拍《爸妈不在家》时我20多岁，现在我30多岁。上个月，我刚刚庆祝了结婚十周年，最近这一年也生了小孩。

《热带雨》里面，主人公面对的家庭问题、想要有小孩的问题，其实这几年我和太太都经历过。所以其中的伤感、失落和煎熬，我是可以深深体会的。这个片子，也代表着我人生的一种成长。

所以为什么拍一部电影（别人）感觉很简单，我一拍拍六年，因为里面所有的细节我必须自己理清楚。如果我不相信、不理解，我也拍不出来。

《热带雨》对演员的表演要求，比《爸妈不在家》还要细致差不多10倍、20倍。影片结尾有一场戏，是阿玲回到老家，她走进来，叫一声“妈妈”，当时一直拍不到我想要的，拍了五六次之后，我记得我遮上眼睛，开始哭了。

我的副导演吓坏了，支开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说如果拍对的话是多么感人，为什么一直拍不到。最后花了一个下午，终于拍到这个镜头。

阿玲给公公喂饭

我担心现在的电影越拍越直白。其实只要你雕琢对人物的形态，不需要很多的对白和交待。比如阿玲和公公的关系，只是通过一个喂饭的动作，你就完全能了解他们到底经历了多久的时间，多久的生活，他们的亲密度是多少。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场戏，阿玲的丈夫和他自己的父亲在房间里，很简单地一个对看，里面只有一句对白：爸。

阿玲的丈夫和自己的父亲

爸爸和儿子的很多话其实尽在不言中，其实你做过什么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你的愧疚我也知道，你的痛处我也知道。

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电影跟我自己的人生已经完全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挺担心的，会不会接下来越拍越煎熬，越拍越痛。

不拍电影的时候，基本上我每天都在家里买菜做饭，我希望可以每天做饭给我的家人吃，比如我现在在中国，太太孩子在伦敦，我会担心说他们晚上吃什么，会吃得好吗？

太太不在家，带着宝宝去参加电影节闭幕式

在外面跑宣传，我也蛮害怕去住大酒店。如果跟家人或者社会隔了一大块距离之后，我会很担心我就拍不了电影，必须贴近生活，才能感受。

因为电影本身拍的就是人，人的情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不希望有朝一日我会变成大师，我想永远都非常简单、非常谦卑地过生活，永远都是以最卑微的，人的角度去看人。

前半观影感受部分原始发布于“陀螺电影”，后半采访部分原始发布于“深焦DeepFocus”，现综合发布。

关于陈哲艺，相信多数人是通过第5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了解到的，那届颁奖典礼最佳新导演环节由吴宇森和狄龙颁奖，狄龙误把入围名单当作获奖名单念出，最初以为获奖的陈哲艺很兴奋地拥抱团队准备上台领奖，但很快得知是乌龙后又尴尬地坐会位置，右手遮脸，后来还好获奖的还是他，上台第一句话是“太丢脸了吧 ”，之后最终在历届影帝影后的瞩目下，从李安和侯孝贤手中领取了最佳影片奖，从此让关注华语电影的观众记住了这位当时29岁，台上特别坦诚真实的年轻导演，同时有了如此高的起点，对于后续的创作让人无比期待同时稍许担心，只不过那晚之后好几年都没有关于第二部的具体消息。

直到去年伦敦电影节的时候在BFI（英国电影协会）内影厅门口碰到了逛书店的他，过去打了招呼闲聊，发现我们都是要参加稍后开讲的李沧东大师班，难免聊到李沧东和华语电影，当时他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对李沧东的喜爱，说到李沧东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导演，还聊到当年一部入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华语热门片，当时他直言不讳，表示对用噱头，炫技术，忽略情感的拍摄方式的反感，还简单谈到新片，他只是透露有部作品快要剪出来了。再一年后，他带着新片《热带雨》在多伦多举行世界首映，之后回到现常住地伦敦，通过伦敦电影节做欧洲首映，借此机会安排了采访，又见到他，采访过程中发现一年前私下的表达和采访时公开的立场和态度丝毫没有区别，诚恳又敢言，就如他的两部作品所展现的拍片态度一样。

《热带鱼》围绕一位来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老公结婚的中文女教师（杨雁雁）的日常生活展开，多年努力要孩子但未果的她跟丈夫（李铭顺）的婚姻陷入危机，虽然白天有阿姨帮忙，但晚上照料患有中风的公公（杨世彬）的重任主要落在女主身上，她试着去了解祖国马来西亚的消息，但报道中总出现“示威“、”改革”、“逮捕”等让人不安的关键字，与家乡的母亲的联系之能是通过电话进行，事业上教的中文课学生们不感兴趣，校方也不重视，在这种事业，婚姻，家庭，身份和环境等多重困境下，她和所教班里一位独自生活，课外练武术，尊重老师的男生（许家乐）的人生有一段短暂的交集。

看完电影的第一感觉是，觉得诚意依旧，同时变得更加大气和成熟，剧作上忠于真实，包括人物和环境，最终是情感。片中演员的表演自然可信，结合丰富的影像信息和非常克制的日常对话型台词给观众留下了多层次的情感待解读。

人物设定上，每个人物都很立体，不断以细节丰富，让观众逐步理解各人物和人物间关系，形成共情，也使得随后的发展顺理成章，并不会显得刻意和戏剧华，更不是简单地设局消费观众或鼓励观众发泄情绪。

杨雁雁的表演很成功地演绎出一位传统的隐忍、坚强、怀有爱心的东方式女性，开头因打注射器而发紫的皮肤和疲惫的神情，配合窗外的雨传达人物所处的困境和精神压力和疲惫状态，与公公俩人的一次晚餐几乎没台词，但喂食咀嚼过的食物，俩人共同等饭桌上缺席的人等画面很快建立了一家三口间的人物关系。这种处处留白的拍片方式有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刚开始会产生疑惑忽略这些紫色的皮肤，饭桌上多出来的饭菜，为什么俩人都在意电话铃声等细节，但是随着几场雨，几次车内反光镜头显示出的后续场景和人物全貌，每个细节又变得很耐人寻味。

第二次合作，比之前变化不少的许家乐扮演了一位符合年龄的倔强单纯男孩，导演交代该人物背景同样是通过一系列影像，冰箱里的可乐和看似放了很久的个别水果，房间内挂满的功夫片，成龙电影海报，自身也练习长拳，但是公寓内其他空间挂着抽象画和英语标语，电影中未曾出现的爸妈眼中的中文只是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工具，这种对比显示男孩跟父母物理上和情感上的隔阂，让观众仿佛看到这位孤独的男孩的成长过程。武术比赛女主和公公替代了父母出现在场边，夺冠后一起庆功，一起吃饭，这种情况下，男孩放大和误解感情显得自然而非夸张或刻意。即使能够获得武术冠军，“征服”后挂着得意的笑脸的他，出事只能是连说”sorry“，年少的男孩，想象般脆弱，设定很合理。许家乐台上亮眼的武术表演让人想象背后的努力，导演说演员从小学武，为此角色又经受了半年多高强度训练，当时告诉教练要把演员调教到真正拿冠军的水平。

片中半身瘫痪的公公是由新加坡第一代华人舞台剧演员之一的杨世彬老师扮演，全片一句台词也没有，但演员通过细微表情的变化和动作传达丰富的情感。虽然头脑清晰，但失去发声和行动能力，生活依赖子女后，无法表达想去看新生孙女的愿望，只能以努力扭转头，多看几秒儿媳来发出类似哀求的信号，同样当儿子要告诉家庭的破灭消息时，早已有察觉的他也只能是转一下头去接受，真是看着心痛。

即使戏份较少的老公角色，也是避免了平面化。他跟老婆为了要孩子努力了八年，没有孩子的他和他老婆在大家族里处于弱势，虽然日常照顾瘫痪的父亲，但家族人员们认为这是免费住在父亲的家所应该做的，职场上压力也不小应酬不断，不难看出直到最近他一直陪伴着医诊，医院回来陪在妻子旁边躺着，出车祸处理保险也只不过说了一句很合理的怨言，我想假设同样处境下的多数人，这位男人其实付出了平均以上做为丈夫和儿子的努力，所以经多次伏笔和暗示后远景交代暧昧场景时，导演传递的情感重点是是共情女主处境，而不是对老公角色的反感。

这些导演带着关怀创作，演员们用心塑造的丰富立体的人物们一同传递着影片所探讨的重要主题，东方式情感。

或许新加坡土生土长，到英国学习定居十多年的经历带给他一种从环境抽离，客观观察的视角，片中通过马来西亚来的女主反思加速西化，丢失各类情感的新加坡，这种现象也适用于迅速发生价值观转变的国人。片中除了女主外的多数人都用英语，老公的家人们虽然地域上住的近，但关系变得功利，东方式亲情关系流于表面，与之对比女主和她的弟弟，以及母亲身处各地，生活虽然不易，但互相帮助和惦记。传达感性情感的中文课程被取代的是代表理性科学的数学，”礼义廉耻”多次出现，这些都在呼吁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紧密的东方式情感和传统文化。影片的整体基调如片中多次突然袭来的雨般压抑潮湿，其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场景出现在公公、女主、男孩三个不同年代的人物相处的时刻，这些时刻也都是以传统文化作为情感纽带，不管是公公写在男孩胳膊上的“帮”字，女主带着公公看男孩的武术比赛，一同在路边吃榴莲庆功，无血缘关系的三人以文化和情感作为纽带形成更为亲密的家族。

（如果有在海外的生活经历，会觉得这种东方式情感是特别宝贵的，追求自由，自我的西方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很平等，相处尊重和谐，表面上关系很近，但当个体变成神圣不可侵后也导致了无限远的个体群落，而非紧密的共同体。）

当这种亲情关系因一方一时冲动的情欲而发生改变时注定是短暂的，对无力承担后果，出事只能不断说sorry的男孩来说是谈不上“分别”的“分别”，是一次成长教育，但对女老师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命运的玩笑（遗憾目前该片的短评中点赞数最高的是定性为强奸的评价，片中老师开始是有些吃惊，但明显没有抵抗，不是因小孩强而有力，而是对于经历了不少生活带来的疼痛的老师来说，一次拥抱、一次牵手、一次性事都是为了能给儿子般的学生带来一种关怀和安慰，是出于比欲或恋深广很多的爱），却帮助走出困境，带着新生命回到马来乡下的家乡，片尾看着透过云彩照射的阳光微笑的女主，再回想看着“笑”字在公共面前露出勉强笑容的之前的她，让人联想到那句“每朵云都有一条银边”，日子虽不容易，但笑着，终归都有一丝希望出现。这种带着生命轮回的回归，显得富有禅意，电影也回归到传统文化和情感价值这一主题上。

这部时隔六年后的第二部作品，对华语影坛来说是等待六年后的答卷，部分解答着当年的最佳影片是实至名归，还是名导利弊和携下新人的权衡之举，还是莫大的荣誉变成无法突破的毒药。同样以金马奖标准来衡量，《热带雨》在今年金马奖中获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女主角，两个最佳男配角等主要奖项提名，跟《爸妈不在家》的提名数量一致，而且入围类别也很相似，只不过最佳新导演改成最佳导演，杨雁雁的最佳女配角提名类别变为最佳女主角，许家乐的最佳新演员提名类别变为最佳男配角，初次演电影的杨世彬入围最佳男配角。不管最终结果是如何（猜男配部分两提中杨世彬最终获奖，再加最佳电影，剧本，导演，女主），对陈哲艺导演来说，只不过是一部很个人的，只给自己评阅的答卷，这种认真塑造人物，通过影像传递情感，返璞归真的拍片态度，放在全球影坛也都是难得的，值得珍惜的。

以下是给深焦独家采访的内容。

深焦：恭喜您这届金马奖再次获得多项提名肯定，《爸妈不在家》的成功是否造成过一些压力？

陈哲艺：感觉媒体的压力比我还大（笑），不管是去加拿大还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大家都会提到压力。其实对我来说，比起入围或获奖，或者票房表现，我主要担心的是，我能否回归初心拍片，因为我拍片讲究的是对作品，对故事，对里面每个人物的责任和诚恳，因为电影作品，不是说你拍完它就停留在那一年了，五年后，十年后，或者更长时间后，不管是有线电视、网路平台、DVD或在飞机上都可能需要再一次重复地面对它，所以我是希望，我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作品，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深焦：记得《爸妈不在家》是结合您的亲身经历，是部特别个人的作品，这次《热带雨》是否同样是很个人的作品？有着现实中的参考？

陈哲艺：是的，我的每一个作品都都很个人，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奇怪地电影和自己的人生渐渐走到一起了。第一部片子是我20多岁时拍的，现在我是三十多岁了，这部电影不只是我自己在电影这条路上的成长，它也代表着我人生里面的一种成长，包括经历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等等。里面女主角一直想要生小孩，我在家里和我太太也有类似经历，一位近四十岁的女人，进入生命的另一种阶段，不管是在家庭，在婚姻，还是在事业上，都碰到了一种瓶颈，她一直想要生小孩，这个（困扰）一直在，很奇怪的事，一边写着写着，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跟角色的情况交叉了，我的电影最后还是非常个人的。

深焦：剧本花了多长时间准备？

陈哲艺：剧本花了三年的时间，之前《爸妈不在家》是花了两年。这部是2014开始就弄，持续到2017，后面选角，看场景也花了不少时间。

深焦：您长期在英国生活，发现不少作者导演拍片，会把自己的身份和视角带入到作品中去，比如东西文化的直接冲突和身份问题，但这部片围绕的是很当地的一个家庭，是有特殊考虑吗？

陈哲艺：我这个故事就是讲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我觉得这也是出于忠于作品，忠于人物的出发点，对角色诚恳，这是很重要的。我住在海外，从远处观察看新加坡，反而看的更加清楚，更加细腻。如果我没有住在国外的话，搞不好出来的东西就会很煽情，可能跟现在的作品不一样，我也不知会怎样不同，毕竟我就是现在的我，但我想是会不一样的。而且我虽然住在国外，但我是新加坡长大的小孩，心里边还会有这个情怀，我拍新加坡的人或事物都带着这种情怀，希望大家也能看得到我是带着情感去拍的。

深焦：对这种细腻情感的传递来说，演员的表演非常关键，好奇时隔几年后第二次跟两位演员合作的感觉是怎样，也很好奇跟杨世彬的合作是怎么发生的。

陈哲艺：其实许家乐和杨雁雁都不是我的第一人选，不是想着要继续合作，其实一开始我根本没想考虑到他们，我跟选角的团队讨论的时候说我们要找新面孔，《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是找了10岁，11岁小孩，去了很多间小学，看了8000多小孩，这次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找，去了很多中学，看了好几百个学生，筛选到了30到50个，每次我一回去我就给它们上表演课。我们弄了八个月但还是确定不下来主角，有一天翻instagram的时候，翻到一个照片，我跟制片说：“这个脸孔还不错，不如我们叫一下这人试镜。”这人当时好像是拍演电视剧，后来制片跟我说这是之前我的演员，我那时拍他时他很小，没想到长这么大了，他进组之后，跟其他筛选过的同学一样，也要经历表演训练，适应我的工作方式，但他确实是很亮眼，那我决定用他，之后就完全不考虑杨雁雁，因为他们之前演的是母子，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很别扭，我就继续在新马一带翻天覆地地找，不管是舞台剧，电视剧还是电影演员，30到40岁的都看过了，但还是都找不到，后来我就把剧本发给杨雁雁，我跟她说：“我觉得你不适合，但我们来试个镜好吗？”（笑）所以他们两个也是经历了试镜，经历了一道道过程后才决定的。

杨世彬老师也是经历了类似过程，决定他之前我们找看了很多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出演过电视剧、广告、电影的老人，杨世彬他是位非常资深的舞台剧演员，从60年代就跟着舞台剧老前辈郭宝崑，在他的剧团里演戏，算是新加坡华语舞台剧演员当中的第一批，但之前是没有演过任何的影视作品，第一次看选角团队准备的视频时我是否定他的，后来我们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之后副导就建议我见一下他，我就自己跟他做了试镜，当时感觉完全跟之前看到的视频的感觉不同，所以就选择用了他。

深焦：演员们为适应角色做了特别的准备吗？杨世彬老师扮演的公公特别真实，许家乐武术表演也很精彩。

陈哲艺：样世彬老师去了一家私人的老年人医院，里边有很多中风患者，他在那呆两周进行观察，他跟杨雁雁和李铭顺反复复习怎么搬下床，搬到轮椅，换衣服等，我对细节的要求很高，假的我都感觉得到，所以开拍前做了很多的准备。

许家乐是7，8岁小学开始就学武术，但这几年他没有去练。我之前在《爸妈不在家》选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表演经验，但我看到他在舞台上表演武术的时候觉得非常亮眼，所以选的他。所以决定用他之后就改了剧本，出了钱让他跟之前教练上课，我跟教练说必须把他训练成能拿金牌的水平，他基本上是一周三四天都在训练，可能将近半年或更多。

所以对我来说创作是创作，但是筹备又会花很多时间，包括写剧本，找演员，找场地，对我来说这些细节都很重要。包括片尾马来乡下的老房子，我们是翻遍了很多地方，去找我们想要的感觉，不管是光照射进来的感觉，房子跟花园的位置关系等。

深焦：影片中有一幕对我个人来说印象特别深，就是老公叫声爸的场景，挺震撼的，但是我担心不少观众可能会错过这一幕传达的信息。

陈哲艺：其实你蛮会看戏的，因为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我是有被这场戏感动，但这是需要聪明的观众看出来（笑）。这个男人和他爸之间话不用太多，两人都很清楚，爸爸了解家里发生的事情，但他爸出不了声。这个片子有很多潜台词，有很多留白，电影本身最有力量的就是影像和留白的东西，反而现在华人电影变得越来越直白，很直接的跟你说，交代很多剧情，但其实对白不用太多，你只要把人物关系弄对了，其实很多时候里面的情绪不是很大，很澎湃，里面微微一直打滚的东西是很震撼的。

深焦：这种留白确实有力量，但怎么把握呢？

陈哲艺：我觉得好的电影要拍给最好的观众，比如说在中国拍片，你要考虑市场啊，考虑到二三线城市的观众啊。我偶尔去电影学院教课，不管是在英国，或在香港，或在新加坡，我跟学生们说，你想做更好的，最好的导演，那要求做最好的作者，就像些书一样，如果要成为最好的作家，那就是要写给最好的读者，而不是说现在人家都看不懂文字了，那我就写得再白点，这样才可以做出最好的作品，或者说你会继续成长，不然就是讨好大众要的东西。

深焦：是的，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包括电影节上讨好评委的作品也很多。

陈哲艺：我是完全投入情感去拍摄，我觉得最近是有很多用噱头，用反转shock观众的电影，但我不是追求那样的艺术电影。

深焦：确实坚持的电影人越来越少了，上次您去看的李沧东大师班，他算是一位吧？

陈哲艺：是的，我是非常喜欢他，那次大师班票售完了的情况下，我是联系了影展总监要票的。而且坚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挺辛苦的，你之前问到金马奖，我们的电影不是一个美学上，摄影上，或者故事上花俏的电影，但是金马奖（评委会）能够看到我们作品的价值，评审能够肯定我们一部很平实的影片，我们是蛮欣慰的。希望观众也能够感受得到我跟我团队的诚恳和用心。

当时采访超时了突然被打断，有些意犹未尽。恭喜陈哲艺导演，不管金马结果如何，坚持初心拍出了第二部作品《热带雨》，不止是华语圈，放在全球也是位很难得的电影人，亦是难得的作品。

忽然间，好（更）想回老家帮妈晒床单，据说东北都下雪了。

原文刊于澎湃新闻网：

在2019年上映的新加坡华语电影《热带雨》结尾，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阿玲越过新柔长堤，重返在马来半岛南部的家乡。这座1公里长的长堤连接着新加坡和大马（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该国的简称，下文同）柔佛州，由大马演员杨雁雁饰演的阿玲在电影中于新加坡历经婚变和工作变动，最终在家乡的祖屋里见到了仍在操持家务的妈妈，似乎终于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2020年3月之前，像阿玲一样穿梭于新马之间，是两国间再平常不过的景象。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发展迅猛，如今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更明显优于大马。因此不少大马人，尤其是华裔，选择到新加坡工作，赚取更高薪资。

但疫情改变了这幅景象。针对新冠疫情，大马当局于2020年3月18日起决定实行“行动管制令”（MCO），新加坡则于同年4月7日起实行“阻断措施”，两国实际上彼此关闭边境。这让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陷入了两难：究竟是留在房租高昂、却有稳定高薪工作的新加坡，还是回到有稳定住所、但缺乏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的家乡？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如今，近两年过去，在新的大马人迎来疫情中的第二个春节，却仍有许多人“有家难回”。尽管新马两国间去年11月底启动了疫苗接种者旅行走廊计划（VTL），但因一票难求、隔离周期长、手续繁琐等因素，许多马来西亚人仍无法在春节实现一家团圆，新柔长堤也未恢复曾经繁荣的景象。

“2020年3月18日到现在，新马还是没有完全通关。即使有VTL，我也抢不到票。过年不能回家，我苦不堪言，真的很心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在新加坡已经打工23年的大马人李大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被“切割”的两年

李大顺回忆起自己的新加坡工作与生活，既有心酸，也有满足感。“23年前，为了三餐、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选择来新加坡打工。”李大顺说。

疫情暴发前，他每天往返于新柔两地，白天在新加坡打工，晚上则驱车回到距离新加坡只需要45分钟车程的住处。

大马新山市与新加坡“一桥之隔”，许多居民白天坐车前往新加坡上班，晚上则跨境回到房价更为低廉的新山。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前，每日通勤于新马两国的“越堤族”可能有30万人之多，新柔长堤也因此被认为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关卡之一。新加坡民间历史作者李国樑形容称，新柔长堤塞车是正常的，空荡荡才是新闻。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边境管控几乎影响了所有“越堤族”。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作者、来自大马的Hannah Teh当时写道，2020年3月17日前后，新柔长堤上出现车龙，人流多、耗时久。许多大马人思考再三，决心回到新加坡工作，因此纷纷踏上车程，让新柔长堤的车流和人流量堪比疫情前的春节，堵得水泄不通。

李大顺也是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大马人之一。疫情暴发后，他无法回归每日通勤两国的生活，不得不为在新加坡居住增添一份花销。

护士陈静怡和其丈夫都是大马人，两人都在新加坡工作。她的丈夫不像她一样获得新加坡公司安排住宿，因此在疫情前也是每日往返两国的“越堤族”，疫情后夫妻二人不得不在新加坡寻找住处。

陈静怡向澎湃新闻算了一笔账：“新加坡租房预算在新元600至1100（约合人民币2800元至5165元）间，而大马租金预算是林吉特500至800（约合人民币760元至1215元）。”显然，在新加坡租房意味着更高的花费。

疫情前，陈静怡和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回到大马，以探望父母和陪伴子女，但疫情让这种定期的团聚不再可能。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阿文。他来自大马柔佛州，为继承父亲在新加坡的建筑工程生意，已在新加坡工作17年。“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大马，疫情暴发后整整两年都没有回去见过他们了。”阿文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无奈地说，“我有两个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视频聊天。感谢太太理解我的工作，也一直在开导儿子们。”

对阿文等大马人来说，即使有了VTL等返乡渠道，跨越国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工作上所“不可承受之重”。“我和父亲是小本经营，如果我抽身几天，就有可能有客户因为找不到我而流失他处。工人还能以无薪年假的方式为返乡留出充裕时间，管理层的职责却让我抽不开身。”阿文说道。

阿文发来的工作场景。他说，春节“返乡潮”让新加坡建筑业人手紧缺，这让他的订单压力增多。 阿文 供图

在新加坡的中学担任华文教师的小樱用“被切割的两年”来形容在新大马人这两年的集体经验。“这种地理上的切割，迫使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在新加坡如何生活，又是否需要在某一天回到大马的家园。”小樱向澎湃新闻说。

星国梦

新马两国仅一水之隔。实际上，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前更长期被视为泛“马来亚”（Malaya）地区的一部分；“分家”许多年后，因文化相近、族群构成相似、经济往来密切，新马两国仍关系紧密。

对大马人而言，新加坡是“淘金”之地，是实现“星国（新加坡别称）梦”的地方；对新加坡人来说，大马则是食品、水源等生活物资的主要供给国，也是休闲娱乐上最近、最方便的乐土，来自大马的数十万劳工更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Hannah Teh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仍说，新马称得上是“血脉相连”，有着独特的联系。

几乎所有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都会提到“1:3”的汇率。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新加坡赚到的“1元钱”，可以在马来西亚当“3元钱”来花。“我总是担心留在新加坡钱会不够用，压力也很大，一度有冲动的想法，想要放弃工作回家和家人团聚。但马来西亚的薪水不够我养活家人，因此我选择了放弃回家。只能安慰自己，希望病毒快快离去，我能早日回家。”李大顺说。

风靡新马两国的新加坡情景喜剧《鬼马家族》的大马番外篇中，分别来自新马的两位喜剧明星比对着两国的异同。“我们有了总理，你们也要有个总理。”马来西亚演员Harith Iskander台词说。

在新加坡1965年刚独立时，两国货币的汇率是1:1。半个世纪过后，两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差距。对许多大马人而言，在新加坡工作或生活，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也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失望的结果。“你懂得啦，新马政府相比，‘一个天，一个地’。”阿文向澎湃新闻直言，他还带着马来西亚人常见的幽默感自嘲说，“你们记者天天都会看到马来西亚新闻，当然明白我在说什么啦。”

2020年3月，马来西亚发生“喜来登行动”，于2018年取代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政府的希望联盟政府垮台。许多媒体分析指出，马来西亚疫情之所以于2020年初陷入大规模暴发，正是由政府垮台所引致的混乱造成的。

希望联盟政府上台时承载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承诺要在根除腐败、发展经济、改变族群不平等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希盟政府不到两年便陷入垮台，2020年3月上台的国民联盟政府及2021年8月重新上台的国民阵线政府更呈现出“马来人大团结”的族群政治局面，曾经深陷“一马弊案”丑闻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重返政府权力核心，这让倾向于支持希望联盟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倍感失望。

小樱是吉隆坡华人，中学毕业后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于2017年毕业，此后一直在新加坡工作，疫情前往往会在大学假期时返乡。小樱分享说，马来西亚有着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但大马官方并不看重她热爱的中文研究和华文教育，因此她在本国获得奖学金的几率不大，新加坡华文教师的薪水也让她更感心动，所以她选择前往新加坡学习和工作。

2021年11月底，新马两国间启动VTL，小樱感到便利，终于踏上了因疫情而久违的返乡路。很不巧，小樱使用VTL重回新加坡时，马来半岛暴发了大规模洪灾。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2月20日报道，大马官员称这场洪灾“百年一遇”。围绕着灾情应对滞后、救灾不力、政客“作秀”等问题，马来西亚各族群社会都再度兴起了不满政府的“吐槽”声。

就在不久前，12月9日，新总理伊斯迈尔当局决定举行纪念上台执政百天的“大马一家”4日系列活动。大马医药协会（MMA）负责人等专业人士和媒体人对此批评道，疫情期间政府主导这种千人规模的活动，似乎是在执意增加新冠病例。这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广泛批评。

“避开”了水灾的小樱对大马政局感到十分无奈。在她看来，马来西亚民众早就练就了“互助”的习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报道，面对严峻的疫情，许多马来西亚人经济压力激增，有网民为此发起“举白旗运动”，呼吁有能力的人向在家挂出“白旗”的人施加援手。

根据小樱的讲述，大马互帮互助、人心善良的人情味背后，其实是政府的失职。她向澎湃新闻做了更具体的描绘。“在新加坡，每人只戴一层口罩；在大马，许多人会戴两层口罩。”小樱分享道，“武断地说，之所以新加坡人没有大马人那么夸张，是因为他们更能信赖政府。而大马人在心态上就比较无奈，总想着办法来保护自己。”

“我们不能靠政府呀，总是朝令夕改。像是水灾上，大马应急设施做得很糟糕，政府工作也很差。回家比较后，更能认识到新加坡的效率。在大马，总是要‘自己想办法’。哪怕是新冠检测，马来西亚都常出现安排不当、指示缺失的问题，让人很烦恼。”小樱说。

阿文在新加坡住处附近的虎年装饰，除夕夜他会和表姐吃年夜饭，休息两天，年初三就要开工了。 阿文 供图

归向何处？

一如小樱所说，疫情迫使许多大马人长期滞留在新加坡。久而久之，这些大马人开始考虑是否要申请新加坡永居权，甚至入籍当地，进一步告别马来西亚。

“我本来就主要在学校里工作和生活，和家人可以通过视频电话拉近距离，疫情对我日常生活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硬生生地被切割了两年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如何，甚至在考虑争取入籍新加坡。”小樱说，“我原以为家乡不会改变很多，去年11月返乡时却有物是人非之感。也许，地理的切割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心态上的切割。已经两年了，那未来会如何呢？”

阿文、陈静怡也在考虑争取新加坡久居权。对阿文来说，新加坡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他希望尽快把老婆和孩子接到新加坡。这样不仅可以一家团圆，也可以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

不过，对陈静怡而言，在新加坡久居和保持马来西亚国籍并不矛盾。对她而言，申请新加坡永居是方便工作的安排，但她仍然想要在未来回到马来西亚。“我还是更喜欢马来西亚的生活。从小在大马长大，生活步伐较慢，食物好，人也不一样。新加坡是很好的地方，可还是觉得家里更好。”

尽管新加坡经济发展成绩优异，但这也意味着社会竞争压力极大。新加坡社会中流行的闽南语词汇“惊（怕）输”（kiasu）形象地展现了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状况。

对小樱来说，这种“效率至上”的倾向也十分清晰地体现在新加坡的语言学习上。新加坡社会的主要教学和交际用语是英语，但政府也支持保护各族群母语的“双语教学”，因此华语往往是华族学生的必修课（马来文、泰米尔文对应马来族和印度裔新加坡人）。但在效率至上的影响下，许多新加坡华族学生将华语教学的目标局限在“和中国做生意”上，这让小樱感到十分可惜。

“虽然新加坡和大马不同，华族是最多人口的族群，但整个社会完全以英语为主。而华人和华文文化是我的归属感所在，这让在情感上对何去何从十分纠结。”小樱说，“希望和中国商机对接肯定不算错，但文化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呀。”

在不断往返新马两地的过程中，小樱反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每次回到大马，我就发现这里文化不仅多元，而且每种文化都保存的很好，包括马来文化、华人文化、印度文化。在华人文化中，潮州话、福建话（即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各种语言都十分活跃。只要我打开电视机，很容易就看到诸如醒狮等传统华人文化的节目。这都是让我向往的多元文化和华人文化环境。”小樱向澎湃新闻感慨道，“这种亲切感，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可以带给我。”

尽管疫情局势仍然复杂，奥密克戎毒株更为新马两国防控带来新的难题，但在星国寻梦的大马人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去年11月底，新马两国建立起VTL通道后，有关机票和车票均迅速一抢而空。

但李大顺和陈静怡都没有那么幸运。更何况，生活不只有“单程票”，返乡的大马人还要考虑回程新加坡的事宜。李大顺梳理说：“快速方便的VTL一票难求，那也可以走落地隔离五天的另一种方式，可这种渠道的票我也还是抢不到。假如我真的回到了大马，再回到新加坡的车票仍是一票难求。更何况，如果两趟都要住酒店隔离，那花费就更是高昂了。我们年假有限，只好选择年后才回，真的很不容易。”

李大顺期望，新马两国政府能在新柔长堤这条路上增开巴士班次，让在新加坡被称为“马劳”的大量马籍劳工早日回家团圆。据《联合早报》等两国媒体报道，两国政府已在考虑加开VTL的航线和班车，并将入境地点开拓到马来西亚的槟城、沙巴、沙劳越等其他地方。

1月31日，华人春节的除夕之夜。陈静怡、阿文、小樱不约而同地选择和其他同样留在新加坡的亲朋好友吃团圆饭，并和远在大马的其他亲戚视频连线，恭贺新年。“家人肯定会发团圆照来诱惑我，我们就线上和家人截屏合照咯。”小樱笑言。 面对疫情，新加坡和大马等东南亚国家已转向“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尽管如此，政府仍无法保证所有民众都免于感染新冠的恐惧，国家间的边境政策仍比较严格。 面向未来，李大顺仍然乐观。“新、马政府都承认，新冠病毒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注意卫生，少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听新加坡政府的话，学会怎么和病毒共存。” 阿文仍在坚持他口中“有苦有乐”的工作。据他形容，他在新加坡基本上是早上睁开眼就要去赚钱。“不像在大马，睁开眼后还是很轻松啦，只要不花大钱，都没有关系。”阿文说。 “其实就是没办法。我个人认为，不要想太多，就当着是新的环境去面对。如果要回去疫情前的生活环境是不可能的。面对新的环境，尝试面对即可。”阿文坚定地说道。 （根据受访者要求，小樱和阿文是化名。实习生袁明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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