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会不会采访的标准,并不是这个主持人在节目是否被怼得语塞,因为这不是辩论节目,也不是这个主持人是否表现得很烦人,因为这不是一个MV或者真人秀。衡量的标准,应该是被访谈者,是否在这位主持人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影响下,说出了、表达出了关键性的信息、观点和情感表达。
至少在许知远访谈马东这一集的《十三邀》,许知远是成功的。
尽管许知远在整个节目从头至尾的采访中,要么自己擦汗说紧张,要么连续喝酒缓解紧张,要么过于聚焦于提问而仪态不雅、坐姿懒散,而坐在他对面的马东,始终都坐姿自然,谈笑风生,无论是陈述还是反击,他始终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表现出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训练和素养,一个非常得体的最佳辩手。
还是要感谢技术,如果这个节目只有声音广播,你从马东的语气中丝毫感觉不到他是平静还是愤怒,但在视频画面特写中,在他责问许知远“你毕业了吗”,“我没那么自恋”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还是略过了愤怒即将爆发前的僵硬,以及迅速企图遮掩愤怒尴尬的从容而自然的笑声。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许知远这个自虐式的访谈,到底让马东说出了什么,为什么说许知远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采访者。
首先,许知远在节目中说了,他从来不是孤立看待马东的,而是“对历史延续感的好奇”,马东作为中国49年以后侯宝林之后的一代相声大师之子,他身上永远都不可能只有他自己,没有历史。所以许知远说,“从他父亲到马东,背后是几代中国人对语言的理解和对娱乐的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
马季在相声史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来源于旧相声,他小时候还是在茶社听相声大会的时光,可是长大后,新中国建立,旧相声要革新,马季的几个老师全是旧社会过来的老相声艺人,可是马季,却完全没有受到束缚,顺应潮流地成为了“新相声的开创者”,用“找舅舅”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相声第一次不再只有嘲笑和批判,还可以歌颂。
在马季身上,有着很明显的一个烙印:相声是语言与娱乐的艺术,而这一切,统统要紧跟时代,与时代合作,而不是做对抗。合作的结果,马季,终成一代泰斗。
许知远的采访中,马东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细节,就是他在澳洲辛苦打工留学时,马季去澳洲演出,马东发现,虽然澳洲山美水美,可是相比之下,父亲的生活才叫美,“每天就是玩”,即便当时在马东眼里,中国人是比较没钱的,但是作为相声大师的马季,仍然可以在海外游玩得很舒服,这让马东下了毅然回国的心。
这个细节说明了马东的追求目标:像父亲一样,成为“腕儿”,过上“腕儿”的生活,而不是追求自由或真理。
接下来,说到马东在湖南卫视做新闻谈话节目,许知远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节目停播了?马东坦言,因为播了一期同性恋话题内容。马东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是,这次节目禁播,让他看到了在中国做新闻类节目的诸多限制和不易,他就转向了做主持人,做综艺。
为什么说许知远的访谈是成功的,因为许知远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角度是成功的。通过简简单单的几个细节,你可以看到从马季到马东的成长轨迹:不对抗,合作,成为“腕儿”。
最终,马东在90后网络观众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里没有禁忌,很少限制,而且基数庞大,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肖骁心直口快说出来的:年轻人的钱好赚啊!
所以,许知远采访不成功么?只需要把他的访谈节目的三句话抽离出来,就能让你明白马东的心:
1、(马季在澳洲时)每天就是玩儿,才发现,澳洲虽然美,但自己处于主流消费的边缘,这个地方不属于我。
2、节目停播了。
3、年轻人的钱好赚啊!(肖骁语)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在马季的时代,进入体制,与体制合作,是成为“腕儿”的唯一条件,可是到了马东,他发现资本才能让你的“腕子”更粗,于是他痛快地拥抱了资本。
而与许知远的采访初衷对照一下,几代中国人对语言与娱乐的理解,看到这里,其实他的采访已经水落石出了,结论就是:几代中国人,即便是像马家父子这样语言类艺术中顶尖的人才,在语言与娱乐的意义和可能性上所做出的选择,也只不过是把它当做换取自己生存资本的筹码而已。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仅此而已。
说实话,我真的没看到马东有什么“悲凉的底色”,像许知远这种榆木脑袋不知道变通、在第一季里被怼得够呛、第二季还是死不改悔的人,才是“悲凉的底色”,但是像马东这么会变通,会适应,会合作,会拥抱资本,会逢原,眼明心亮的人,哪里有什么悲凉啊。
你还觉得许知远不会采访么?
他确实很自恋,有点烦人,但那和会不会采访无关,他对谈出的东西,都在点上。
还有就是,很明显可以看出语言表达能力对个人观点的影响,许知远因为口才不好和被马东连续怼的紧张,导致没有更清楚地表达个人观点,其实许知远想说的是,即便是95%的需求,在缺乏强大人文思辨背景的中国,《奇葩说》所辩论的话题,要比西方社会同年龄、同群体所关注和辩论的话题更加低幼化、不成熟、不独立得多。
更多人站在马东一边,因为《奇葩说》就是做给95%看的,很正常;许知远也没问题,因为他是5%,不喜欢《奇葩说》也正常。关键点在于马东,他是5%,和白先勇一样,拥有身份、学识、资源和影响,却没有像白先勇一样去传播更为深度的文化,当然这是个人选择,而许知远的忧虑在于5%里像马东的越来越多。当然,许知远在采访白先勇时也问了,相对于白先勇写出《台北人》,推广昆曲已经是一件更为文化普及的事情了,或许白先勇可以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写出《哈姆雷特》一样流传的东西。
许知远希望所有的5%,都能够不浪费他们的资源、才华、影响力,去创造更有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更广为流传和备受敬仰的精品,他何错之有?
西川在《难以描述的旅行》结尾写了一个固执的印度老人,“挨家挨户地打听着什么”,“直到他找到他所要找的人,或得到他想得到的某一问题的答案”。真没想到《十三邀》这种节目居然会有第二季。这一季一开始我忽然觉得许知远像西川描写的这个老人。神奇的是这节目居然就采访了西川。那一期里许知远和西川像两个能玩到一起的孩子一样开心。
第一季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许知远是中国最糟糕的采访者。问题问得拙劣、矫情、滑稽。但是慢慢的,这些拙劣、矫情的问题变得有力起来。同样是这些问题,怎样自处啊,怎样面对时代啊,对时代的看法啊……就这永远的三板斧,到第二季的时候,效果完全变了。对方势必要考虑自己的身份、社会角色,同时又要尽量保持一份做人基本的坦诚。当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被固执地抛出来,渐渐地对手也会掂量接招的分量。越往后这问题份量越重。对手的级别越高,这简单的问题分量也越重。
我不太喜欢李诞这一期。非常苍白,他想和许知远掏心窝子却实在没什么可掏的。我不认为这苍白是一代年轻人的缩影。我在公司面试年轻人,很多人比我看书多看电影多。说来惭愧,我是从面试者那里知道的齐奥朗,知道的阿兰·德波顿。他们不仅读,还有自己的见解。远不是一个伪佛学实虚无的李诞能代表的。
马东则是另外一种,我不认为“底色悲凉”是他的坦诚,甚至可能有丝粉饰。多年前王朔“出演”过一部电影,他在里面扮演王朔。电影叫《小说》,内容却是讨论诗意。王朔的回答算得坦诚。“城市花花绿绿的垃圾堆,挺斑斓,我觉挺好。”入世和出世,都要有一份淡然。不是说底色悲凉大家就会认为你是大隐。当然马东肯定比罗振宇“段位”高些,因为幽默永远是有魅力的。马东的幽默来自对世态炎凉的透辟认识,这是他独有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造成的,别人比不了。
汪建这一期令我深深恐惧。无论从行为举止还是世界观,他几乎是上一代人的最佳代表。战斗哲学、专研精神、坚韧不拔混合着霸道的草莽气。实事求是又胡吹乱侃。我恐惧的是他们的能力太强,而且奋不顾身,不容置疑。
林志玲很好。整个访谈让我想到《逃出绝命镇》里的黑人女仆。眼泪从眼眶中迸溅,脸上的表情却是微笑。 她被名攥住了。
两季看下来,第一季我最喜欢陈嘉映,这一季我喜欢西川(虽然诗歌理念不同)。其实世界上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做什么。如何自处,如何面对你所处的时代。
无论哪个时代,我们都应该学会尊重真正的问题,尊重提问的人。
————————————————————
偶尔看《脱口秀大会》,这一季李诞复活王建国,还挺有人情味儿的。而且王建国对李诞评价,大意是说李诞属于不纠结的那类人。其实没什么不对。也许佛学真对他有某种效果。2020.09.3,备一注。
某种意义上,《十三邀》就是一档以许知远的价值观为视角的谈话节目。 《十三邀》直接摒弃了客观、中立的专业原则,赤裸的标榜节目就是“带着偏见出发”。节目制片人朱凌卿说,“我们提供观念本身,观念之间的交锋,观念生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不提供也不判断观点的对错。” 2018年1月18日这期节目,是许知远对话李诞,认真看下来完整版,内容很有趣,有趣之处在于许知远和李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指双方言语的交锋,事实上,两个人聊的既真诚又开心,吸引人的地方是,许知远作为一名秉持精英主义、崇尚严肃文学的知识分子,和李诞,这个活跃在大众娱乐领域的脱口秀艺人,两个人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 许知远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写书、开单向街书店,他的创业项目—单读app,内容定位高级又正统。许知远是一个不会甚至是不屑于取悦大众的人,李诞评价许知远的语言体系的三个特点是,很不口语、和大众割裂很严重,以及受很多批评。 如果读过许知远的书,会非常认同李诞这个总结,许知远的文字确实对读者不算友好。 “他们没有被当做独立的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 ——《祖国的陌生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就像沃尔特·李普曼所观察到的大多数落后地区——“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震荡。” ——《时代的稻草人》 许知远的书中,随处可见的词语是时代、巨大、空虚、无力,他还擅长引用,引用那些对大多数人来说很生僻的作家所说的话。虽然许知远活在这个时代,但他本身并没有融入在这个时代中,所以不管是在书中还是节目中,他一直在拷问、反思发生中国大地上的事情,为什么现代人逐渐丧失了反抗性?人的精神世界怎么可以如今天这样匮乏?为什么肤浅的东西会流行起来?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好奇心,孜孜不倦地寻求答案。 正是许知远这种太过于咬文嚼字的语言风格,被人认为是 “陈旧” “不融入社会” “拧巴”,除此之外,许知远另一个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避讳谈及女人和性,这点被营销号抓住之后,开始大做文章,批判他“油腻”“直男” “猥琐”。 许知远最新推出的音频内容,叫《艳遇图书馆》,艳遇,这个露骨又迷人的词语就这样被大张旗鼓的放在名字中,许知远在这个音频节目中谈一些城市,也谈与该地有关的书籍和故事,当然,也谈一些男人,和女人。 只是有时候,人们只知道他谈女人。 李诞把自己定义为艺人,艺人是需要靠大众赚钱的。他研究喜剧研究笑的成因,加上这几年积累的舞台经验,现在已然锻炼出了敏锐的抓住大众嗨点的能力,他写段子的时候就能想象出观众在哪里会笑,在跟许知远聊天过程中,他同样能快速捕捉到许知远说的哪句话会引起网友的反感。 在节目里,李诞问许知远,“你想怎样死去”,许知远回答“死在女人的身上”。 李诞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区别,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许知远下意识地问,“为什么呢”,李诞回答,“会少赚很多钱” 。 采访快接近尾声时,许知远察觉出来李诞在采访过程中并不是彻底敞开心扉的,因为有些话题是难以进行的,李诞戏谑着,嘻嘻哈哈调侃道“我是艺人啊,我得赚钱啊,我在您这哐哐走心了,啥都说了,回头……” 在镜头面前,在镜头之后的数以百万计的大众面前,李诞非常明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许知远不明白,许知远过于真诚,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尽可能袒露出来,但许知远也不需要明白如何做一个让大众更喜欢的人,正如李诞所说,许知远是自己的强者。 许知远是一名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他怀疑宗教,认为个体本身,有一套寻找意义的系统。许知远欣赏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那些熠熠生辉的、壮丽的、崇高的、无法被替代的事物,同样,他也渴望自己死去的时候,能为后人留下些有价值的东西。 学社会学出身的李诞,坚信人是为别人而活的社会性动物,李诞就是想成为社会的一个齿轮,正常运行,或庸俗或渺小,有妥协有适应。他丝毫不介意自己活在浅薄里,当有一天这个世界消失了,他希望自己是烟消云散的一部分,不需要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都行,都可以,无所谓,这是李诞回答很多问题的态度,许知远认为这种方式是反谈话的。 许知远问李诞“你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李诞回“就是好笑吧”,许知远反问,“跟普遍的无力感有关系吗?” 许知远会不自觉的联想到宏大叙事,试图找出普遍现象下隐藏的某种高深莫测的本质,而李诞的字字句句都散发着解构主义的气息,反感深刻,不追求崇高。这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佛系少年,也确实,李诞是认真钻研过佛学的人,在采访中,他还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佛是,宗萨钦哲仁波切。 但实际上,李诞真的浅薄吗,当然不。 当大多数高中生都沉浸在明媚忧伤的青春文学中时,李诞高中在读弗洛伊德、王朔、米兰昆德拉,采访中,许知远经常谈及外国名人和经典著作,李诞的知识储备毫不逊色,可以跟许知远聊诗歌聊历史、聊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聊库斯图里卡,聊布可夫斯基。 李诞对艺术也有自己的审美和见解,他深知小说是高级的艺术,脱口秀不是高级的。李诞认为最好的作品,应该是读完之后心中萦绕着某种不知名的情绪,而不是非常流于表面的哭、笑或者是其他实际的改变。 许知远评价李诞的文字很干净。读李诞的书,能感受到他对写作确实是有洁癖的,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时代,就是他文字里那个世界。写作对于李诞来说,更像是一块保留着纯粹自己的乌托邦。 其实,李诞曾经也是忧国忧民的文学青年,改变他的一件事情是,大学期间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时,他坐电梯听到两位同事“托人”买春运期间回家火车票的对话,而他自己的返乡车票是去车站排长队买的,他想,两位同事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可以通过“走后门”的手段买到火车票,他也不会选择排队。 大概就是这个时刻,李诞认识到,所谓的内心世界的秩序,其实是那么不堪一击,崇高只是自我感动,那么,索性就彻底融入这个世界,跟着社会运转起来。 那时的李诞20岁刚出头,就决定了放弃做一个文艺青年。 如今李诞28岁,他说,其实自己是喝三块钱的啤酒也能很开心的人,窝屋子里喝一辈子酒,也行,他也有欲望,只是发现有些事情被满足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而是也就还好。 这一点,许知远与李诞不同,许知远,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会去马尔克斯走过的地方,并且心潮澎湃,是发自内心的欢愉,许知远依然有对伟大的人的崇拜,享受那种切身走在他们走过的路的体验,这像是一种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对话。许知远如今最想去南美看看,一个洋溢着热情,有歌有舞的地域。 许知远比李诞大了13岁,但许知远却更充满了生命力,那种镜头面前赤裸裸的真诚,那种对每种情绪的解剖,那种循着自己的好奇心挖掘被采访者时的笨拙和用力,那种内心深处对经典之作一尘不染的敬畏和热爱。 李诞说,不要享受忧伤。 许知远毫不犹豫的说,忧伤当然是很享受的。 能享受忧伤的人,会活的不快乐吗。 非常开心这期节目让人看到了许知远的另一面。
说许知远猥琐的眼神也好,对受访人的不尊重也好,我觉得都不妨碍我视这个节目为一个优秀节目的定位。
它好在哪里?
//带着偏见看世界,看到世界的另一面//
许知远,一个对当代文化和审美缺失忧虑的精英知识分子,他很典型,和我身边几个知识分子的个性简直一模一样。正因为他的身份,让这个节目有别于娱乐圈主持人的访谈节目,更加离经叛道,也没有运用学术的采访技巧。甚至他在和受访人喝酒、抽烟、吃火锅中展开对话,镜头会留下大段他盯着对方时懵懂的眼神和思考时的静止状态。
节目的定位是“带着偏见看世界”,正因为许知远对采访人物有某种意义上的偏见,才会从偏见出发去采访,从而找出他想要的答案。答案要么是“这的确只是偏见,ta跟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要么是“嗯,这并不是偏见,ta正如我想象”。因为有了预设的偏见,才会产生需求,诞生切入点,才会让访谈看起来更有冲突和碰撞。
如果没有“偏见”,他不会去采访二次元的爱好者们,从“看不下去”到慢慢了解,从“无法接受”到理解他们。
如果没有“偏见”,他一个知识分子看到同为知识分子的罗胖和马东似乎弃文从商,应该根本不屑于探知他们的变化来自何处,但正因为这些“偏见”,让他想要一探究竟,甚至带着刺人的语言和表情。
如果没有“偏见”,访谈平静如湖,受访者应付了事,我们从镜头中看不到尴尬、愤怒,这个节目就会变成《艺术人生》、《鲁豫有约》,可能稍稍凛冽如《金星秀》。但我们不需要同质节目啊,我们需要看到受访者的另一面,而只有带着偏见和知识分子的狂傲抛出的问题才能激发这种情绪。
//个人化的节目,真性情的观点 //
与其说节目是寻找了各领域中的标签式人物作为采访对象,我更觉得是许知远在寻找他好奇的、追随过的、迷恋过的那些人来一探究竟。
从《十三邀》的片头口播里就能看出他的动机,“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去捕捉时代的精神,却又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一个勉强的创业者,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上的逻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因为“试图捕捉”、“厌恶”、“不完全相信”、“只卖”这些动词,让他以非常个人化的目的去探访真相。
所以你看不到鲁豫式的漫无目的谈天或老友相见式的嘘寒问暖,也看不到为了直击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而提问的朱军or倪萍式的采访,留下的只有,“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这样吗”,以及非常自我的“怎么不那样”。
因为非常自我,所以并不代表大多数观众,没有观众最想了解的作品幕后,没有观众最想知道的票房或销量,没有观众最想了解的无聊八卦,反而都或多或少解答了许知远本人的内心疑惑。
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自我的节目,才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平日里根本看不到的这些受访者的另一面。
才让我知道了张楚原来如此博学,有思想,在面对听众提问“现在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很平庸的时代,那么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时,他会回 “当你相信你的朋友明天会更好时,这个世界就会好的”这样深刻的答案。
才让我知道了贾樟柯不拍电影的时候都做什么,他的电影灵感来源又是什么,以及他对天体物理的兴趣。他提到某次见面会时台下影迷问他电影赚钱吗时,他内心OS时,你是我家会计吗?管这么多,喜欢就看,不喜欢就可以选择不看,电影赚与不赚是出品人的事。他带着许知远在老家的破败公园里坐旋转木马,打气枪,开雪地摩托,这种真性情换做其他节目,也真心看不到吧。
艺术创作者或者优质的内容创作者对于观众和读者最大的礼物就是,提供了一种我们不曾获得的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去用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个世界,这多有趣啊。
//筹备、聆听、复盘,不止看到访谈本身//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的模式和镜头语言,不到一小时的节目中,不光可以看到访谈过程,还可以看到节目的选题,前因后果(很多受访者是许知远反复见了几次的,这些都被收录在节目中)、受访者的生活,如果是两天的访谈,比如蔡澜、姚晨、金承志,都可以看到制作团队在节目间隙的复盘。
比如“为什么对方的箱子没有被打开?”、“为什么对方充满戒备?”、“为什么没有惊喜”,合伙人或出品人会一语道破“你没重视她”、“你的生活经验是固化的,你在脑袋里提前置换了一些东西”。
这些对于想要做视频节目,做人物访谈,甚至在找工作面临不断面试的人来说,多么具有现实意义啊!
// // // //
但许知远也有他的矫情和拧巴,他有对当下文化状态的悲观,有怒其不争的操心,他想从每个能聊到一块去的嘉宾那里得到共鸣,结果都没有得到,或许是这些人比他更通透明白,也或许他们如他所猜测的那样,都将这种情绪深藏于心,不打算拿出来。
对于他的悲观,
蔡澜说,既然无法改变,何不及时行乐?
马东说,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5%的人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那95%的人其实就是在活着。只是这95%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媒体的权力。所以他们的声音被你看到了,你就不应该知道他们,你自己是5%,你就应该关注你那5%就足够了。
罗振宇说,理想主义的东西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其实都是孔雀的尾巴,是为你的青春期开屏所用的东西。
张楚说,自己别张罗那么多,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应该呆在属于自己的小地方,那就安然自得啊。
他的拧巴表现在他崇尚知识,又厌恶新技术,他想要办好书店,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却不相信商业逻辑,所以我想,即使他采访了马云而不是罗振宇,他也无法得到改进的方案,因为他不信,也不接受。
// // // //
不管怎样,作为观众,各取所需,有所收获就是好的。一个节目没必要做到人人喜欢,节目千千万,挑适合自己的看就好了。至于许知远,也不用做过多评价,毕竟每个人在自己所在的圈层,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好啦。
最后对于这个节目本身的评价,我想用贾樟柯在节目中说的一句话来表达:
“共识是非常消耗创作力的过程,共识应该是自己与自己来达成共识,而不是与其他人。它是某种教育要承担的责任,不是一个艺术家该承担的,我们提供观察与分享,但无法提供共识形成的服务。”
给每个内容创作者。
对于许知远,我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从马东的那一期开始关注他的节目,一期期看下去,倒也不觉得他讨厌,也理解他对娱乐化的焦虑。他总是一遍遍地问嘉宾,“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这个时代是不是更加粗鄙了”“过去那个时代你怀念吗”等等。
而他的每一个嘉宾,似乎都比他现实。
如蔡澜、白先勇,过去俱往矣,只争朝夕。
如马东、罗胖子,怀抱科技与年轻人。
如西川,在文化道德和生存道德的选择下,承认自己俗人。
如诺兰,我不能评价。
如林志玲、李诞,人设不能塌。
就像很多人所说的,许知远在这个讲求现实的社会,有点那么不现实。但也是这份不现实,让他有点固执地可爱。
大众更愿意去指责一个人贪图功利,而不会去指责注重时代命运和理想的那个人,哪怕那人的表达方式有一点笨拙和自负。所以不管许知远招了多少骂,问题问得多么偏颇,这档节目仍然有它的市场。
但是我对许知远仍然存在着一些抵触,刚刚在打开圆桌派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这种抵触从哪里来了。
许知远总在说年轻人变得不向往崇高了,不爱看书了,不注重理想了,但他从来没说出为什么,而他的嘉宾要么不答,要么与他一样,感叹“是啊”。看完了两季《十三邀》,我既不知道时代为什么堕落,也不知道过去为什么崇高,所有的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用几个专业词带过,留下那些"肤浅“”粗鄙“的指责。
但是看圆桌派的时候,谈到佛系青年的时候,他们会说现在的大学生脸上都很茫然,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们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不愿意听就逃课,他们逆来顺受,乖乖地听着,然后茫然地看着你。
这个时候,我心里一惊,这不就是我吗?!!
窦文涛的节目,总是以生活见哲学,锵锵也好,圆桌派也好,都是从当代年轻人的情境说起,然后通过嘉宾引出更深的哲理和学术讨论,所以他让我觉得他在观察年轻人,理解年轻人,他不会单单说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么不好,他会问为什么,他会想哪里出了问题,他也会指点,表达他对年轻人的期许。
而许知远的节目,先不说节目的部分注水以及他反复的自我独白。很多时候,他似乎想说服嘉宾,得到嘉宾的认同,如同对待他的观众一样。他更像在做一档精英会谈,以大见大,但对于没有看过那些书、没有拥有那些情怀的人而言,是那么难以接近。
而当他在谈论对过去如何如何向往的时候,我甚至有些难过,因为“无知之幕”里说,在帘幕拉开之前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也许你仍然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也许你生于贩夫走卒,也许你出生于战火连天。许知远好像是哪个大院出生,放到那个时代仍然殷实,而我大概都没机会读书,十几岁就嫁人了吧。
所以 我敬重那个时代的知识与创造,但我绝对更喜欢现在的时代。我们当然应该去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和时代的命运,但是当我们天赋 平平,生于人世,又面临着新时代的诸多新问题 时,也有权利选择先把自己的生活拎拎清。
所以有时候我又想,许知远大概和高晓松一样,他愤怒的是北大、清华的精英们都没有情怀了,而我大概都不能被划到他愤怒的对象当中去。我还在为找工作发愁,为不知所云的毕业论文发愁,我也没有那些知识分子家庭的情怀。
这样一来,听着许知远的责问,我就更难过了。
我大概喜欢文涛、马东那样的,温声细雨地对着你说,我知道你很难、我知道你很焦虑、我理解,但你看,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看,有空你还可以去看看XXX的书,我的见解就是从他那儿来的,也许对你有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