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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详细剧情
长篇影评
1 ) 乡土社会里的秩序和现代社会的法律之间的矛盾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又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了。
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官方的秩序，这在中国农村尤其体现得明显。
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这里的秋菊，她就是要通过现代秩序，法律程序来解决一个乡土内的问题，因为通过乡土秩序她无法解决，而总认为法律，公安这些外来的官方物事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效的，可是，这些适合的也许是城市社会，并且即使适合你，它给你的也只是它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比如钱，那两百块钱就是最好的赔偿，他们认为。可是，秋菊要的是一个说法，不是钱。
但是从这里，你是找不到的，你要赔礼道歉，这是面子问题，是乡土社会看重的东西，法律上没有这东西。
而且到最后，这两套体系的冲突到了极其尴尬的地步。
村长不计前嫌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还是大雪天的，如果没有村长，秋菊可能就死了，儿子也可能没有了。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然后影片以秋菊的尴尬结束了。
这种尴尬其实也是两种体系的冲突尴尬。
这种冲突的产生就是秋菊这个倔强的女人跳出来，非要讨个说法，于是，产生了冲突。
当然，我们甚至在这个普法的时代背景下将秋菊作为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典范，特别在那个九十年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乡土社会的规范又该怎么办？
那毕竟是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并且一直存在着，忽略不了的。
2 ) 旅店老板
只记得这位老先生
为什么没有影评提到？
真是一个睿智的老人，
分析为什么秋菊会赢。
那段话，让我拍案：
但是电影要表现出来的东西，要积极向上的，法律是法律，是不会被人所左右的，无论是当朝天子居庙堂之高，还是黎民百姓处江湖之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段话，我却看得震惊了，分析的颇有深意。
3 ) #PYIFF#贾樟柯对话张艺谋“大师班”《秋菊打官司》部分
贾樟柯：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过了一两年，张导就拍了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是非常强调造型，强调绘画性，《秋菊打官司》大家都看过，它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用纪实的方法来生动展现现实生活的电影，故事也从过去的旧中国时代到了当下的中国。这个跳跃对于九十年代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耳目一新，因为那个时候纪录美学还没有在中国有广泛的实验，过去纪录片可能也只是有一些新闻片里面使用，但作为故事片借用了纪录片的这种氛围、拍摄方法，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开风气之先，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想请张导说一下这个决策，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在美学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张艺谋：秋菊这个故事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故事，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就开始给我们改编，写了好几个月，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得其实很好。但我自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格，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当年很多大同小异的作品吗，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创新，就一直在想。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突然聊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记得刘恒也在。我马上就给投资我们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商量可不可以。他很支持我们，说马上换这个。大家根据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开始迸出各种想法。当时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整个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东西。后来果然没用刘恒的剧本，从此也没剧本了，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每天就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各种藏，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在宝鸡农村，方方面面，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今天咱要开会，我要偷拍，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那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演员是八九点来了，穿上农村的衣服，反正是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带着一直在附件晃悠。差不多了，说可以了，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一看，走这啊，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但是完全掌握不了各种情况。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当时城乡结合部就是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半夜挂在那。
除了这些在外边环境的偷拍之外，那在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这帮人。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为她怀孕了，就天天在村里转。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瞄，天天瞄，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我印象中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我说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没人看镜头，没人理，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我们是拿对讲机，偷拍的时候，如果两个摄影师钻在两个箱子里，他要钻一天的。我就只能在外头汽车上用对讲机，我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演员走位置，要拍几十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就是这样子。
然后冲洗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真的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后来看样片特别逗，剧组人全都走了，没一个人看了，就是摄影师放，我看，就我们俩人看一夜。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剧组所有的人全是电影的专业人员，一开始看睡着了，后来连睡觉都不睡了，都回去了。我跟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明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说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纪录这样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当然那时候中国还在发展中，不像今天有严格的法治，今天你要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是一个商品，你拍进去、发行，那就侵犯人家肖像权。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她一个近景，大概两三秒钟，她说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为什么？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她不知道怎么出去了，吃棉花糖，被拍到电影里面。这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4 ) 官家特别照顾的秋菊
在看大部分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般很容易的获得一个善恶标准，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不过，电影里的标准和现实的标准常常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电影里的秋菊，从戏里的村民来看，或者把她真的放到某个村子里去，我们做她的邻居，她恐怕就要是个惹人嫌的人物了。说法说法，自己的男人都已经好了，她还是挺着大肚，抹开交情，拿出辣子，一次一次的告上去。不要说乡亲指点，连挨踢的丈夫都嫌她多事。好在有电影，使我们作为局外人，知道秋菊不是个事儿妈；知道她不似普通人的软弱，得到丁点好处就得意洋洋的向权威妥协；知道“执着”两个字可以是刺激1995里的惊涛骇浪，也可以平凡如秋菊打官司。
打个不恰当但挺形象的比方是，秋菊打官司很像一根绳上穿着许多只蚂蚱。秋菊是绳子，村里乡里的生态是蚂蚱们。绳子固然很重要，蚂蚱们也不能缺席。电影里频率恨高的全景中景镜头，对于呈现乡民的生活、行为、举止再方便不过了。虽然选的季节是雪地寒冬，但从村民家里、市集、旅店冒着汩汩的生活的热乎气儿。在一个敞开的空间里（从村到市）秋菊虽然倔强，但也有卑微和胆怯。长镜头跟随着她的卑微与胆怯，看到许多负面:写状子骗钱的老头，讹钱的三轮车夫，也有正面：李公安、看自行车的，旅店老板，公安局长，也算是世间百态吧。
可惜的是，这个电影里，解决秋菊矛盾的方式太过于官僚了。秋菊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在张艺谋的这部电影里是看不到了——政府们没有一个是坏人。这种自觉的恭维真让人难受。写到最后，突然觉得如果张艺谋真的决意不恭维权力呈现真实，那电影恐怕就不会是这样的轻松觉得有意思了，很可能全景中景长镜头里看到的就只有是像小武里那样的真实与凄凉了。
5 ) 一个人情社会，怎么普法
中国的基础文化，是人情文化。而法律是不讲人情的。
秋菊最后表情，折射出怎样的心理呢？作为剧中人物，显然结尾是尴尬的。与秋菊打官司的本意是背离的。她无非就是想要一个说法罢了，而法律给的说法伤害到了人情。
一个人情社会，怎么普法？
6 ) 折射出来的中国人
觉得好像但凡中国有什么电影，她都参与一下。
长大了，反而最喜欢的是巩俐。
欧美的身材，中国的脸。
气质就绝对的是中国的大房太太，势气逼人又绝对的智慧当先。
这部电影以小看大。
虽然是以农村为题材，折射出来的却是所有中国人。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讲理的民族，也是最讲情义的民族。
但是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给足面子。
你给足我面子，那一切好商量。不给面子，绝对和你死磕到底。
农民法制意识不强，但也知道说理，说理的结果为个啥？
就是要有个台阶下，就是要争那么口气。
喜欢巩俐的演出，把一个执拗的乡村妇女扮演的惟妙惟肖。
巩俐还是适合农村大妈的扮相，老谋子则适合矿工. 这村中人的生活，是叫一个凄惨，人权什么的，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这个农村妇女并没什么崇高目的，她只是要一个“说法”。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挑战中国千百年父权社会形成的家长威权。最后她成功了，可是恩怨已经掉转，法律“说法”反而比情理更让她难以接受。真实得渗人的乡土中国，结局简洁有力。巩俐彻底让人折服啊，那简直不能叫表演了！
事实无数次证明，认认真真地拍一个朴素故事，故事本身的张力反而能承载巨大的解析空间。野心勃勃地架构一个体系，倒很容易崩溃，至少很容易让观众崩溃。90年代电影那种从乡土和生活中抽丝剥茧的精神气质，后来慢慢就丢掉了。
这部电影我都不知道如何归类，妈妈说不是很好看，但是这部电影在当年应该具备了一定普法价值...
张艺谋首获威尼斯金狮奖之作(巩俐加冕影后)。当代题材与写实主义风格同此前高度风格化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相径庭。核心可归结为人情与法理的不可得兼，实质也是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表演质朴自然，生活化细节真实。人群固定长镜开篇，结尾似[四百击]。（8.5/10）
巩俐演土炮真的没的说。
现在的国师张已经不是那个张艺谋了
巩俐真是土到掉渣，章子怡都没能完全做到。
那时的张艺谋，还能够这么的深刻。那时的巩俐，演土包真不是盖的。8.4
造型真是土炸了，红配绿好扎眼啊，一场蛋疼引发的血案，一根筋的农村妇女神马的，灰常中国特色，算是法制宣传片。现在这种事情估计根本没人理了。-_-张艺谋也曾经是文艺中年啊，现在是二逼中年了。。。
我自认为是巩俐最成功的电影
男人被踢了下体，女人去讨个说法。秋菊要的说法，不轻不重，是地上捡起的纸币，是亲自买来的糕点。有些事情只需要花点钱，车夫可以把你送到旅馆，秀才可以代你写张诉状，律师可以替你伸张正义。有些事花钱却办不成，没法把女娃换成男，没法堵住村民的嘴，没法真正出口气。官司不能重判，破镜没法重圆。
《潘金莲》只放眼到信访无效，但无效本身都存在强行加工性，而《秋菊》就讲到了法理和情理的相互架空，有效了也不一定管用。这是文化相对于制度的滞后性，得失皆有而无从估量遂难以定论，于是思考会一直继续。这可能就是制造伪现实主义的泄愤快感与创作真正丰满的佳作的区别所在吧。结尾真是恰到好处。
秋菊的思维真让人难以理解，这个故事也很不能反映现实——现实哪里有那么和蔼善良的一层层领导？谁愿意理你这破事儿啊。这个片子的卖点和重点不就是为了能反映现实么？所以有点失败，我觉得。
巩俐的口音！太赞了~~~
如果说范冰冰是在演李雪莲的话，那么巩俐就是秋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张艺谋最耐人寻味的作品，不管主线情节合理与否，秋菊追寻“说法”所为何苦（作者故意省去事端的起因/借由他人之口切入秋菊的坚持，可见情节不过是一个切入点）在这之外，借由秋菊漫不经心的视线，张敏感的捕捉到过渡年代愈加分离的城县乡百态，向纪实风格的转型期能有如此杰作，于艺术于社会，其重大意义皆让我叹服再说回秋菊来来回回的旅程，她和村长的犟大概是为我们所不解的。实际上，犟是改革开放中被抛弃者的一种心态的表现，他们长久以来固守着朴素幼稚却稳固成型的价值观，秋菊在这种无意识的坚持中，她要的说法（小人物的尊严）与通行的金钱（实用、功利）对立了起来，甚至对法律、机关、律师这些“新鲜事物”下了定义——个人价值（说法）和通用价值（金钱）的交易场所。如此，真实又立体的人物及其追求、原则，有笑有泪，既极好看又耐琢磨
这是熟悉的、普遍的、现实的中国。秋菊肚子里的孩子长到现在得有20岁了，而今安在哉？是在大学读书呢？还是在深圳打工呢？还是继续在家里种辣子？
这部片子最有意思的是它在不同时间点上的观感和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间：在影片刚开始时，我们就看到秋菊火急火燎的进城给她丈夫看病，随后又挺着个大肚子到处“求说法”，期间丈夫、村长等事件中人物并没有什么镜头和台词，巩俐扮演的秋菊是绝对的主角——“女性觉醒”是这一部分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随后秋菊不顾丈夫劝阻、坚持“求说法”的样子像极了《有话好好说》里的赵小帅——轴、一根筋、钻牛角尖，这一段也是整部电影中最具老谋子个人特色的，在整体气质中十分突出。本以为会一直轴到底，结果片尾又聊起了人情与法律的界限，但并没有深入讨论，整部电影更像是一次普法宣传（也算是主旋律的宣扬），在当时来看十分应景，现在却显得过时而不切实际。
影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