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祈祷

这部分享了好多塔可夫斯基的见解真的太棒了。

他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哲学家。

当时人们谈论战争是谈论战争中的受害者，战争里没有赢家,即便赢得了战争，也是失败的，因为曾参与其中。

他更希望大家不单是从故事的哲思去看待他的作品。

安德烈·卢布廖夫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反俄的而被禁，当时一些开放只是政权需要。没有真正开放的时代。

诗意的影像是无法被解读的，如果世界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团，影像也不过只是迷团的一部分。

影像不是猜谜游戏，不是符号，不被局限答案所束缚。

人们傲慢，总把自己看作主体，我们只是依附于自然。

电影本质是影像构成的，是诗意的实体。因为他可以没有文字意义，也不一定要符合常规，剧作也不是必须的。

他认为电影本质是用来存留和表达时间的，是时间的矩阵，所谓节奏长度也是其独特的一部分。

艺术家是社会的良心，艺术家越是被限制表达，限制与公众与人民交流，社会就变得越糟。

塔可夫斯基居然为诗人父亲的一句你的电影不仅限于电影（夸赞有诗意）而感到活在这世界上更容易了...（他也逃不过父权社会的枷锁）。

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是内心的。权力是会被剥夺的但是自由不会。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过“我即使身处果壳之中，任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自由是一个个人问题。所以即便是在政治不自由的地方，我们也会遇到非常自由的人。（上述“自由”仅说心理，不涉及创作）

哈姆雷特的悲剧并不是因为过度执着于正义或复仇而最终死去。他的悲剧在于他因为想要修补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而注定的万劫深渊。一个人为了他人毁灭自己，用那种想要缝合被撕裂的时代的渴望，将自己奉献于历史的洪流，成为历史进程的催化剂。这是一种身份的悲剧，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如此牺牲自己。这意味着流血，一些人洒下鲜血建立起一个哲人无法建立的真理。

没有创作自由的概念，艺术就无法存在。

艺术现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在表现自身，表现其作者和姿态。

潜行者是表达脆弱的力量的作品，是关于一些理想主义者受到打击的且依旧具有骑士精神的电影。正因如此他们也受着现实生活的折磨，是他对精神力量的信念让这个角色诞生。行为是可以荒谬的、没有意义的、不现实的。而做不现实的事对他来说是一种超脱的精神的标志，是无私的象征。这个力量是可以推动人以梳理现实的方式去行事。

乡愁充分展示了主角内心的不自由，灵魂受到束缚。

人是由爱组成的，爱是一种牺牲的能力。人与人之间唯一存在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牺牲的。爱受到阻碍人必定变得扭曲痛苦。但爱也是为彼此设置的规定和阻碍，人们也会因此收到折磨。（ 伍迪艾伦也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乡愁表现了当时西方知识阶层的无能。被当时在苏联同行领导所抵制。塔认为这是背叛，为此失落，认为无法回去。被迫与妻子留在异国他乡且为此不抱有幻想。（纪录片中妻子愁容满面不断叹气，不知是为无法回去还是为塔的决定）。

人类未来面对的灾难不一定是战争，而是人类情感所保留的习惯环境的逐步毁灭，即使没有战争我们也会窒息而死。因此我们更需要艺术。（深有感触担忧市场化）

当谈到精神性时，首先指的是人类对生命意义所产生的兴趣，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活着，目标和在这个星球中存在的意义，才不会倒退。开始思考这些，所谓真正的艺术才会出现。主要意义在于不断提升精神层次。

艺术为什么存在，是否有益，可以肯定的是艺术是祈祷。人借艺术表达希望，一切不表达希望不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事物是与艺术无关的。当文明不再有精神性

当文明不再有精神性，认为人类就是普通动物群，那文明也不复存在。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从桌上拿起一本离婚证，我妈见状，说，那是本假的，你爸请人做的。那些做假证的，服务特别好，直接寄过来给你。也是，毕竟是违法的，为了让你不找到他嘛，真的很精明。

我左看右看，做工是有点差，页与页之间没对齐。

下次应该让他签一份协议。我妈最后说，她把证收了起来。

我的父亲不是诗人，我有些羡慕塔可夫斯基，他可以一边那样抽象地谈论自己的作品，同时一边创作，重要的是他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根据我的困意可以这样说了。诗和电影一样，是体验的。跟喜欢的姑娘聊天也是如此。

孩子是我们联系超验世界的纽带

直到今天以前，爱情是一个无法获得的概念。

跟我走吧。

现在没有，也不能想象这样的亲密关系。我们不再谈论爱情，而是谈论【亲密关系】。

希望下次能翻翻俄国文学。

塔可夫斯基作为影人中的诗人，巧妙而精确地潜入孩童与成人的意识。在意识中，他将自己置于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缝合之处，那是一所能观望大地与人生的房间。

电影《镜子》

童年的影子即将远行，跟随人的一生。普通人或艺术家，都不会错过。

《伊万的童年》，一位青年影人的年少心事，不显山露水。这部电影多得是历史和哲学的解读，却恰恰缺乏艺术的解释。

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孩子很重要。

孩子感知世界直接。他们感受和形容外部世界，有时比成人还要精准。

成年人睁着眼都不能说清楚的，孩子闭着眼就说出来了。

塔可夫斯基时常提醒，别忘了，我们是人。人应该有文化，有信仰，有显性的或隐性的宗教。

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应无穷地接近大地，把头埋下去。一手触摸大地，一手触摸超验的上帝。森林的愠气联结着俄国人与自然和大地。

腐蚀的潮湿烦扰着皮肤。天空枯萎，擎着枫叶，皱成玫瑰。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少不了自然。

对我而言，俄国电影的色调很质朴，就是大地的颜色。

影像无法弯曲。

诗意的影像无法解读。象征意义充溢自然与大地。

诗歌与电影艺术的潜质十分相近，零散分割的段落，组成一首诗，在情感肌理上铺一层叙事。

托尔斯泰，布列松，达芬奇，巴赫。塔可夫斯基战战兢兢地称他们——圣愚。

这样的人让我害怕，也给予我启发，他们的艺术无法解释，没人写得明白。好在没有人写得明白。

塔可夫斯基

没有艺术家，就没有社会。

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是社会的良心。

艺术家越是被限制表达，限制与公众、人民交流，社会就会变得越糟，它将会失去灵魂。人们将无法完成他们的工作，无法实现生活的目标。

当最后一位诗人消失，生活的意义不复存在。

《镜子》的主题是忏悔。

俄国人的自传都包含忏悔。俄国人需要被保护，且擅长自我保护。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共同点，让人沉浸在高度紧张，缺少情感平衡的角色，如雾中的一棵树，打破信仰和理念。

电影用来释缓时间的压力，电影是时间的矩阵。

人们反复观看电影。因之，时间留存下来，恰似冰上火，一团永恒的活火。

《伊万的童年》

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上的自由。它无关权利，权利是可以被剥夺的，但你无法剥夺自由，自由是人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特权。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道：“我即使身处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若你想要自由，就成为自由。

自由是一个个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的权利被剥夺时，他的自由是无法被剥夺的。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不自由的地方，我们会遇到非常自由的人，而在那些历来民主的国家反而并不自由。

艺术家的自由是创作自由，只关注作品本身。

一个不设防的人，受了沉重的打击，落下了沉疴，还死命保住骑士气节，真是理想的潜行者。

《潜行者》

一个人做了什么不重要，如果行为由灵魂驱动。行为可以是荒谬的、旁人看来无意义的，那种力量驱使他这么做。

没有希望，不受欢迎，别无所求，幸福不可言，一连串词汇表现体面的脆弱。

人不需要离开家乡才有乡愁，愁绪无处不在。

爱难以述说，如鲠在喉。说出来，如芒在背。

托尔斯泰因无法爱全人类而痛苦。

飞吧，你轻盈地飞，胶片上的爱，抓住灵魂的衣袖，遗忘，像一只鸟偷食谷粒。那又如何，至少风没有吹走它们，你虽死犹生。不是完全活着，而是百分之一地活着。无声无息，恍然如梦，如游荡在田野上一般。

最后，镜头的天使，会将你包裹在他的羽翼下。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这位导演一度是我观影道路上的一道坎儿，他的许多作品躺在我的硬盘中许久我却始终难以下定决定打开观看。而在前不久，我终于在几近崩溃的情况下将塔可夫斯基所有作品看完，之后长舒一口气，感叹自己终于跨过了这道坎儿。

而在我看完这部塔可夫斯基儿子为其父亲创作的纪录片后，我才发现，我似乎并没有真正了解老塔电影背后的精神含义。也因此心生感慨，若是在观看塔可夫斯基作品之前率先观看这部纪录片，会对理解老塔电影中的精神内核与思想内涵起到莫大帮助。

《在电影中祈祷》这部纪录片中的探讨内容几乎包含了塔可夫斯基所有层面的作者议题——童年往事、战争人性、广博大爱、家乡愁念、宗教神迹，并且塔可夫斯基也事无巨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与电影观。

塔可夫斯基一生都致力于影像世界中的“诗意宇宙”构建，他的诗意气质交融于他每一部电影的氛围里，最终在《牺牲》中达到了最终章与完满的建造。从《在电影中祈祷》中塔可夫斯基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塔可夫斯基把“诗意”这一审美特性扩大延伸至所有艺术形式中，并将它作为所有艺术形式的终极呈现形态。也就是说，无论何种艺术，它的尽头终归是诗意的。这种对“诗意性”近乎迷恋地追求，塔可夫斯基也解释到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受到其诗人父亲的影响。

不同导演的电影观往往决定了其作品的内在走向，而各个名导间的电影观往往也大相径庭。比如伍迪·艾伦，他认为电影只是电影，电影是残酷现实的美好粉饰、是平凡生活的虚妄幻想。也因此，伍迪·艾伦在电影技法上用独特的喜剧式自反性模式向人们揭示电影的虚幻本质，这种通过主角面对摄影机、中断叙事、穿插旁白和袒露心迹的方法使影迷明白电影终归只是电影而已。

而塔可夫斯基则与伍迪·艾伦大相径庭，他认为电影究其本质而言是由影像组成的诗意实体，是人开始感受到时间稀缺时用来留存与表达时间的唯一介质。这种接近于影像本体论的电影观使塔可夫斯基电影影像充满一种“纯粹性”，此外，塔可夫斯基力图将其电影影像中所有元素和符号嵌套在固定内涵之中，而拒绝让其具有多重指涉性，也不允许观众或评论家去重塑符号元素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而这使几乎绝大多数人既难以知晓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也不能用自身理解给予多重维度解读。

但这就是塔可夫斯基，他影像中的符号与元素本就具有一种神秘性抑或是不可理解性，他也说过影像不是猜谜游戏，而是一种抽象通感式的精神体验，只有再此层面上感受塔可夫斯基的作品，才算真正意义上去了解深入他的内心世界。

同时，我也终于意识到，如果将塔可夫斯基当成一道坎儿，那就永远也无法逾越他。对于老塔作品而言，这种赶进度式又不情愿的观看方式永远只是走马观花，只有摒弃一切是非杂念与功利对错，仅仅只为那种精神感受与体验，才算真正看过了他的电影。

以下是塔可夫斯基在《为电影祈祷》中的一些语录，看时觉得他每句话都能一语中，针砭时弊且一针见血，于是看完后将老塔语录摘抄一遍，见下文：

1、孩子是连接我们这个世界与另一个超验世界的纽带，他们还尚未失去与那个世界的联系，因此孩子的角色对我很重要。

2、文化无法脱离宗教存在，宗教在文化中升华，文化在宗教中发展。

3、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谜团，那么影像的真实性便是这个谜的一部分。

4、当你记录下一个影像时，它便带有了严格的内在含义，一种象征主义，但绝不会有一个外在的，可塑造的意义，它是完全形而上的，影像越深邃，越让人难以捉摸，也因此越伟大，它所需要的结构也更为严苛，最崇高而诗意的影像是非常自然的，它并非是理想化的，而是世俗的，因此，当我们谈论某个影像其结构的简洁性时，对我来说，其意味着创作者一手触碰着大地，一手触碰着另一个超凡世界。

5、符号是可以被解释的，因而完全是反艺术的，影像不是一个猜谜游戏，不是谜题，当谜题被观众解开后，这个符号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它证明了其本身的局限性，若符号是被局限的，他又如何代表无限呢？我们甚至可以说谜题只是代表无限的符号。

6、我们把自然排除在了电影之外，仿佛它毫无用处，我们完全地排除了它，将我们自己视为主体，但我们不是主体，我们依附于自然，自然远比我们重要，我们本身就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自然是唯一一处有真理在等待着我们的地方。 7、如果有人问我《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飞向太空》以及我正在拍摄的这部《镜子》有什么共同的主题，我会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那种想要让人们沉浸在一个高度紧张且缺少情感平衡的角色身上的欲望，而这样的角色最终将打破或坚定他们的信仰和原则。

8、电影究其本质究其偏好，是由影像组成的诗意的实体，因为它可以没有文字意义，也不一定符合日常规律，甚至连我们所谓的剧作都不是必须的。电影的独特性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即电影是用来留存和表达时间的。哲学感知，诗性感知，和文学感知上的时间，它实际产生于，人开始感受到时间的稀缺时。在我看来，十九或十八世纪的人是无法在当下这个时代生存的，他们甚至可能会死于时间带来的压力，而电影从本质上是用来，诗意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电影是唯一能真正留存时间的艺术形式，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无止境地反复观看一部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是时间的矩阵。如此说来，那些韵律、长度、节奏的问题，都在电影中展现出他们独特的重要性。因为时间能自我表达，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艺术形式，在其最好且最极致的状态下都是诗意的。

9、仅仅称达芬奇为画家是很荒谬的，称巴赫为作曲家是荒谬的，称莎士比亚为剧作家是荒谬的，称托尔斯泰为小说家是荒谬的，因为他们都是诗人，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有它自己的诗意，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片段，世界的某一部分是无法用其他艺术形式所理解和体悟的。因为电影可以做到的，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做不到。

10、哈姆雷特的悲剧并不在于他因为对复仇或正义的执着而最终死去，他的悲剧在于他因为想要修补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而注定的万劫深渊。一个人为了他人而毁灭自己，用那种想要缝合被撕裂的时代的渴望将自己奉献于历史洪流而成为历史进程的催化剂，而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不可挽回地毁灭，而这种消失和死亡的危险，为了变革，为了历史的进程而彻底消失的危险，才是哈姆雷特所经历的悲剧。因为他彻底消失，彻底成为了这场历史变革的催化剂。

11、创作自由，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创作自由的概念，艺术就无法存在，它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例如，人们无法严肃地讨论创作与创作不自由的环境中的不完全成功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的工作环境缺乏自由，那很肯定，我们的作品并没有完成。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考虑的，应该只有作品本身。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艺术作品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它们是在表现其自身表现其作者和姿态。

12、我认为，《潜行者》是我所有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因为它的表达意图与最终呈现的结果是相关联地位，而且不仅如此，还因为，它的结构更为简约，拍摄时采用了很少地位表现手法与技巧。而且很显然，《潜行者》也体现了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过去几年间的处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可以说是真正遭受了打击的人，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仍然具有那种骑士精神。对我来说，这是一部表现脆弱的力量的作品，对精神力量的信念让这个觉得诞生。这部电影的主题在于一个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来自他的灵魂深处，来自一种与更高力量的联系。

13、我一直在想，行为可以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不现实的，做不实现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超脱的精神的标志，它是无私的象征，因为其他看法，因为这个世界的构成方式，无法创造一个有精神力量的人，但那种力量会让他以一种脱离现实的方式去行事。

14、乡愁是一种笼统的复杂感觉，人们会体会到乡愁，即使他留在自己的家乡没有与家庭分开，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同样会体会乡愁，因为他会感觉到他的灵魂受到限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蔓延。

15、人是由爱组成的，爱是一种牺牲的能力，一种把自己赠予他人的能力。如果爱遇到了阻碍，人就会变得扭曲而痛苦，而当你感觉到爱，当你看到这些人为建立起的可怕的限制，这些我们在彼此间设立的障碍时，人就会因此受到折磨。

16、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精神的演变比物质的演变要少，而我们还在为此付出极大代价。如果人性将死，原因只会是，人类的发展进程受阻，也因为人性未在精神层面上发展，引领人性的是恐惧，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抵抗世界而非寻找方法与世界共存以及与世界建立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转变为了在彼此身上施加痛苦、怒气、负担与病态。而非把交流转化为快乐，我们抓住了离我们最近的玩具，我们信仰石斧而非慈父的注视，或一个愿望能产生的奇妙影响，而它本可以抵挡铁锤的击打。至于拯救，我们上一次在地球上的经历告诉我们，个人的拯救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否定生命与艺术，现在如果没有共同抵抗世上邪恶这样的想法，就没有希望。因此，艺术与拯救的问题，与我们这个时代更息息相关。是急需完成的事。

17、当我谈到精神性时，首先是指人类对生命的意义所产生的兴趣，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一个人只要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就不至于在当前水平上倒退，他只会不断向前进化，去问自己为何活着，问我们去向何处，问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意义。而不关心这个问题的艺术或艺术家，根本算不上艺术家，因为他不够现实，因为他回避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问题。只有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真正的艺术才会出现。

18、与我而言，邪恶和魔鬼，是美德与上帝的缺位，就像影与光一样。邪恶是人与生俱来的，正如美德也是与生俱来的一般，我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战胜自己内心的邪恶。那样，我们就拥有了所谓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战胜邪恶，也可以被邪恶战胜，其中的责任只在于我们自己，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开始与他人的恶而非自己的恶斗争。

19、艺术是祈祷，人借由艺术表达希望，其他所有皆毫无意义，一切不表达希望，不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事物都与艺术无关。

20、我不畏惧死亡，死亡并不让我害怕。唯一令人畏惧的，是身体上的折磨。死亡，对于有生命概念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这一点我敢确定。死亡即将来临的念头并不会令我不适，而且恰恰相反，有时我甚至觉得死亡，那种绝望的感觉，能让我对自由有最为美妙的感受，那是一种我们在生命中未曾体验过的感觉。

21、一部作品如果能作为一个逝去灵魂的见证，它便会成为杰作，而它也会留向后世，永久流传，如同慢慢消散一般，在身后留下一缕清风。这就足够让一部作品成为天才之作了。

塔可夫斯基对于电影的极高标准，如果用来衡量其他电影作品，几乎绝大多数都难以达标。而我觉得，塔可夫斯基观念里对于电影的极高要求，并非是他对电影艺术所下的断论，而是他对于自身艺术创作的规训与准则。这种对自身一以贯之的极高要求值得所有导演学习。

塔可夫斯基

苏联大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塔可夫斯基生命最后的几年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拍摄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他的工作室和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在同一座大楼里。事实上，他们互相仰慕，对对方的电影都赞赏有加（塔可夫斯基看得起的导演可以说寥寥无几），然而，两个大神却从未见面。他们似乎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方，仿佛他们的会面会带来灾难似的。齐泽克对此的解释是：两位电影大师发明并尊重了他们自己的“审慎守则”。

1986年，《牺牲》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塔可夫斯基则因肺癌同年在巴黎病逝。弥留之际，苏联当局终于批准他的儿子来巴黎见他。这一幕被法国电影大师克里斯·马克记录在《告别塔可夫斯基》中。它是虐心的，已经病得脱相的电影大师看着儿子，流露出温情，而孩子似乎有些茫然。这一幕当然是创伤性的，也最容易被用来当作控诉，对塔可夫斯基电影做一种单向度的解读。

30年后，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向大师致敬的单元，《牺牲》和其它四部塔可夫斯基电影一起登陆北京的大银幕，不出意外，网络售票一开放，几千张电影票便瞬间售罄。 我们或许不应该将此看作文艺青年集体“刻奇”（ 编者注：“自媚”，即讨好自己、迎合自己）的大爆发。毕竟，这批大电影来得太晚，毕竟，数码时代的电影观众早已在网络和盗版光盘中温习膜拜了无数次大师的光晕。

但是，我们毕竟可以在那个黑暗的、神奇的公共空间里，不是以膜拜大神的心情，不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以证明自己的格调，不是先入为主地复制“专家”或网帖的名段。而是借助自己的经验，不仅是观影经验，更是生活经验——你经历过的事、读过的书、阅过的人——去细细体会。就像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所说的：

“人们为什么要去电影院？是什么让人们走进黑暗的剧院，花上两个小时观看银幕上光影的杂耍？是为了找乐子？为了获得某种麻醉剂？的确，世界上到处都有娱乐业的托拉斯与康采恩，对电影、电视以及其他视觉经济进行剥削。但我们的出发点不在于此，而在于和人类认知并掌握世界的需求密切相关的、电影的原则性本质。我认为，人们去电影院的一般的目的是因为时间：为了失去或错过的，为了不曾拥有的时光。人们为了生活经验去看电影，因为电影有一点是其他艺术不能比的，它能够开阔、丰富、浓缩人们的实际经验，它不仅仅是丰富，而且延长，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这就是电影真实的力量所在，而明星、情节、娱乐性，都与此无关。在真正的电影中，观众不仅是观众，而且是见证人。”

这段话放在当下中国电影的大环境中，倒像是一张诊断书。人们对塔可夫斯基的解读，最大的盲区就是误解他的“诗意”。事实上，他从不刻意去营造什么“诗意”。观影者可以不理解他的那些突然飘浮起来的人物，不理解到处滴着的水，不理解突如其来的风，但也不要用庸俗的“诗意”去概括他。那种“诗和远方”是离他最远的，这样的理解对他或许是一种羞辱。因为他早就说得很清楚了：

有一个已经被用滥了的概念：诗电影。它意味着电影可以通过其形象大胆脱离开生活中常见的具体事物，与此同时，它强调自己独特的结构价值。不错，这其中潜藏着特别的危险，即对于电影来说失去自我的危险。“诗电影”产生了诸如象征、隐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恰巧与电影与生俱来的形象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属于塔可夫斯基的“诗意”其实是一种“诗的逻辑”。这是有别于科学逻辑的一种对于生活的忠实捕捉与记录。只不过，他不像平庸的画匠那样，把现实事无巨细地复制下来，而是忠实地表达现实给他的心理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在《镜子》中，当我们看到母亲登门求助，却遭到女邻居的羞辱，在门口等待的男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时普赛尔的音乐响起。我们能够准确体验到其中的情绪，那是因为这段影像引爆了我们本人的生活经验，我们有过类似的心理状态。

再如，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充满了梦境，他电影中的梦，是一种由梦境的逻辑所产生的特殊印象，全部由现实因素构成的非同寻常与意外惊喜在冲突与融合。 难道不是吗？我们在看《镜子》时所得到的快感，不正是源于自己生活的累积？我们正是在这些镜头中体认到了自己的生活，以及由此引发了思考。《镜子》的奥秘就在于，它是借助影像进行的一次心理治疗，面对最亲近的人，我们无法顺畅表达、交流的痛苦。它和格调无关，与论文无关。

再例如《安德烈·卢布廖夫》，塔可夫斯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去复制历史细节的真实，就像邦达尔丘克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做的那样。他深知，如果那么做，只会拍出一幅供在博物馆里的圣像画。他所做的，恰恰是在镜头中剔除掉古建或是修复博物馆文物的印象，直接切入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以当下观众容易接受的、非常鲜活的方式，进入15世纪的生活。 这种精神生活就是对基督教的爱、善、兄弟之爱的思考。

这种意识形态当然也是“苏联”的。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正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电影也是真正的苏联电影，而不是概念混乱的“前苏联电影”：这也是为什么在离开苏联后，塔可夫斯基拍电影感觉到重重困难，比在苏联时困难更大。不仅是因为资金预算的巨大压力，恐怕他也和《乡愁》中的主人公，诗人戈尔恰科夫一样，发现离开那个诱发他们幽闭恐惧症想象的环境后，却陷入了另一种更深的幽闭恐惧症，在这里，他们与之前的那个想象的他者相遇，却发现根本无法沟通。同样，他们也发现了自己对“苏联”的依赖，正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和爱国者，而不是被官方话语所指控的叛国者。

或许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像塔可夫斯基与伯格曼这样的大导演，住在同一个楼里却彼此不拜访，因为他们深知，真正有效而安全的惺惺相惜，用电影来表达就足够了。

看塔可夫斯基的任何一部作品，你总会有个感觉，你希望碰见那个人：他把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认真以对，他知道那场雨在你生命中的意义，他说得出你遗忘许久的背影代表什么。

同时，你也害怕那个人。因为，他的出现，或者光仅仅是想到他，你就会想到：为什么，我那么疏忽？为什么，我那么容易遗忘？为什么，我没有在那个瞬间，做出反应？

什么叫做“在电影中祈祷”？因为人会祈祷，代表有希望，人永远都应该保持希望。塔可夫斯基说人不应该恐惧，因为恐惧会阻止人做出真实的反应，甚至会拒绝真诚。

那些飘着山岚的树林，那些清澈见底的湖水与飘荡的水草，那些无助的表情，那些眼泪，还有那些建筑与建筑里面的人，充满深意，让人难忘。

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就是“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