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乔的异想世界

第44届多伦多电影节已经于9月15号落下帷幕，这也意味着颁奖季的号角已经吹响。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奥斯卡“前哨站”的北美最大电影节，总能在每年的九月为影迷带来颁奖季最有竞争力的影片。

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年的《绿皮书》了。《绿皮书》在上映前可谓默默无闻，是多伦多电影节让它开始被人们注意，它不但被影迷票选为去年多伦多电影节最高奖项“人民选择奖”的第一名，并一路杀到最后，直至囊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再往之前的例子，诸如《爱乐之城》、《三块广告牌》和《房间》等等影片，都是“人民选择奖”的赢家，它们都或多或少的在奥斯卡拿到了重量级的奖项。

2019多伦多电影节红毯集锦

今年的“人民选择奖”被这部《乔乔兔》拔得头筹。跟去年的《绿皮书》十分相似，《乔乔兔》依然是一部在多伦多电影节全球首映的影片，而且上映以前的名气并没有很大。除此之外，两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便是在专业影评和大众影迷的反馈上。二者的反馈是截然相反的，《乔乔兔》首映过后，在诸如MTC这样的专业影评人平台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分数，这样的境遇跟去年的《绿皮书》如出一辙；然而，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却是交口称赞。

《乔乔兔》

就拿全球首映场结束时的现场反应为例，全场观众集体起立鼓掌欢呼，久久未能平息。而作为媒体场的一员，我在媒体场放映结束时，同样感受到了很多媒体人的喜爱与热情。由此可见，《乔乔兔》的确是有它的魅力所在，也必然是被很大一部分影迷认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部电影也许会是今年大银幕上最催人泪下的喜剧。

《乔乔兔》主创亮相电影节

《乔乔兔》的故事从二战的战败国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个颇有当年《美丽人生》一样意境的故事。导演用很强烈的风格化处理，并带有几分夸张的意思，呈现出一种悲喜交加的高级感。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德国，10岁的小主人公乔乔，跟自己美丽善良的妈妈一同生活，他的爸爸因为战争而远征沙场，母子二人在这个阴影笼罩的时期生活地有苦也有甜。在参加德军组织的童子军训练营时，乔乔因为自己善良的本性而不敢杀死一只兔子，就被训练营里其他的孩子嘲笑为“乔乔兔”--一种象征懦弱的称号。

训练营结束后，独自一人在家的乔乔偶然在妈妈二楼的卧室里发现了一间暗房，房间里居然有一个被母亲藏匿的犹太姑娘。从小就被洗脑认为犹太人是邪恶的乔乔，在举报这个姑娘和念及自己妈妈之间不能抉择。

而随着与这位犹太姑娘的逐渐接触，以及身边人对于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关怀，乔乔逐渐战胜了心魔，有了自己独立的认知。并开始迎接战争过后的新生活。

战争时的母子关系格外动人

《乔乔兔》的故事是一个被很多人讲述过的文本，战争、家庭、种族等等这些主题，在同类题材电影里出现的次数不胜枚举；从孩子视角出发展开故事的手法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可这部电影借助了一个十分诙谐幽默又充满讽刺的外壳，呈现了一个足够有分量又温情满满的内核。

虽然这样用喜剧手法来调侃严肃历史题材的手法，难免会被许多人诟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影评人给出差评的原因）。但你绝不能否认它的优点：这部电影故事完整，细节充沛，人物立体饱满，感情也调和的恰到好处。它即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喜剧，因为好的喜剧永远拥有一个悲伤的内核；它同时也是一部出色的悲剧，因为它拥有让你泪中带笑的魔力。

《乔乔兔》片场

电影的主人公“乔乔兔”，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从他的视角出发呈现出的二战，虽然残酷，但却充满童趣，正如整部电影里的笑话都带有孩童的天真，有些笑点看上去很肤浅，甚至可以说幼稚，但正是这种孩童般原始的幽默，才能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才让剧情中流露出的感情更加强烈，直抵人心。

全片充满天真烂漫的童趣

电影中的成年人都极尽全力的为孩子营造着天真善良的世界。无论是玩世不恭的军官，还是乐观开朗的妈妈；军官会毫无顾忌的打扮成自己图画里的样子奔赴沙场，妈妈会在最黑暗的战争时刻也不忘带着孩子跳舞。相反的，电影中最“正经”的，反而是只有十岁的小主人公乔乔。乔乔处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年纪，他被迫的迅速长大，并要学会面对死亡与离别；这种成人与儿童人设上的颠倒，让电影那种悲喜交加的感觉更进一层，也成了这部电影之所以动人的另一个地方。

片中大人们

《乔乔兔》在人物的塑造上虽不能说卓越，但每个人物各有特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就是电影的小主演罗曼.格里芬.戴维斯，他的表演自然流畅，作为电影中一个最具有矛盾性的人物，小主演不但保留了自己身上的那份童真，与此同时又要乔装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面对自己这个年纪本不该面对的事情。电影里的他，世界观尚未建立，身处战争年代，被迫的接受着洗脑，他矛盾且疑惑的成长着，像那个时期德国的每个孩子一样，他的脑子被耳濡目染的植入了一个“希特勒”。每每面对困惑，这个“希特勒”就会幻化成一个心魔，用孩童般幼稚的言行去左右孩子的行动。

电影对这个心魔的呈现，依然选用了极为戏谑的搞笑方式。可以说全片笑点最密集的人物，就是这个小男孩心里的“希特勒”。这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恶魔的人，被呈现的如此搞笑，这又一次强化了孩童视角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偏离的中心思想，那些最黑暗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是我们需要在心里去战胜它罢了。小主演在处理跟这个心魔的关系时，以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方法，表现的生动有趣。

“心魔”希特勒

电影中的成年演员们，都值得表扬，他们都在各自角色有限的空间里，把人物的特点呈现到了极致。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妈妈，不但婀娜多姿，而且温柔善良。她既可以摸一把炉灰在脸上假扮成爸爸安慰儿子，又可以带着无比灿烂的笑容欢迎从沙场归来的士兵。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整部电影里最温暖的一道阳光，是她让孩子的生活发光，也给周边的人带来暖意。这个角色也让今年斯嘉丽又一惊艳了观众，跟同样在电影节饱受赞誉的《婚姻故事》比起来，《乔乔兔》里的她完全是另一种状态，让人不得不佩服作为商业票房明星的她，认真起来演戏，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演技爆棚的斯嘉丽.约翰逊

山姆.洛克威尔和出场不多的雷蓓尔.威尔森一样，担负着耍宝的作用，为全片提供了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点，很多时刻都让人笑着笑着就落了泪。另外一个主演，扮演犹太女孩的托马辛.麦肯齐，实力一样不低，早在独立佳作《不留痕迹》里面，她就证明了自己不凡的表演能力，这次有她饰演的犹太姑娘，果敢、坚强又不乏浪漫之心，是电影中一个核心人物。

“军官”山姆.洛克威尔

喜剧大师卓别林曾说“当你微笑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还是值得坚持下去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乔乔兔》这部电影的结局十分恰当。

因为无论战争是否结束，人总要成长，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每个人终将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对于未来，我们本就一无所知，与其纠结于生活的苦，不如微笑坚持；因为也许坚持之后，你会发现暗房外的阳光是如此明媚，妈妈曾经的那句“无论何时，都应该跳舞”是多么意义重大。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看电影看到死”

去过奥斯威辛集中营 想说不是所有事情可以用玩笑的形式演绎的 太过痛苦的非人的东西就不要这样了 并不讽刺 反而非常尴尬和肤浅

一切都是美国好莱坞式的演绎 犹太人是美国人 儿子妈妈是美国人 德国人也是美国人 从头到尾我觉得尴尬难看极了 玩笑极度不合时宜

整部电影犹如麦当劳 标准化的美国梗 有笑点 毫无营养

和美丽世界以及无主之作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就不要benchmark了

原则性的错误 比如种族歧视 种族灭绝主义 从根源上就是错误 跟爱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种族灭绝的解决方式并不是爱 而是人人平等的认知

这部电影这么高分 真的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是抖音刷多了吗 满足线已经这么低了吗

作者：Michael Koresky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我从未忘记——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十一年级的历史课堂上，我的老师在讲述纳粹大屠杀时，满怀信心地告诉全班同学，纳粹党中有许多人都是“同性恋恶魔”。几年之后，我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但我很清楚的是，这种特殊的措辞，这种“同性恋纳粹”的宣言里蕴藏着的反常意味，主要指涉的其实是同性恋，并不是法西斯主义。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为了强调纳粹那种莫名引人注目的虚伪——是的，他们将同性恋者标识为应该处死的对象，他们也是这么对待犹太人、罗姆人和残疾人的。但与此同时，许多纳粹也是明里暗里的同性恋。这似乎成为了某种证据，这似乎在历史课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某种重要性。无论是否有意，那位老师的措辞（“同性恋恶魔”）中蕴含的恐同情绪，铸造了一种相应的滑动标尺，人们可以用它来界定可接受的暴行。多年以后我发现，这种恐同情绪还催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导演兼编剧塔伊加·维迪提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尝试，他试图创造一部讽刺大屠杀的作品，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一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令人费解的酷儿暗示，这也是本片中众多失败的元素之一。在这部作品里，克伦琴多夫（山姆·洛克威尔饰，这是他塑造的又一个终会“洗心革面”的反派角色）这位有现实依据的纳粹配角，无论在剧作层面还是在表演层面，似乎都在刻意暗示什么。在克伦琴多夫和一位金发的党卫军助理（阿尔菲·艾伦饰）之间，发生了一两个“关键情节”，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情爱式的化学反应。他们共享了一些看似幽默但其实意有所指的工作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两人脸庞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几英寸，这是异性恋观众喜欢的那种视觉笑料。克伦琴多夫同时是军队的上尉、官僚办公室的助理，以及希特勒青年旅的童子军领袖。在影片最后的高潮段落中，他再次出现——当盟军入侵柏林的时候，他以一种拿破仑式的、辉煌夺目的夸张姿态，与他的二把手一同挺身而出。直到这样的时刻，他们才用披肩和流苏装饰了制服，洛克威尔还画上了黑色的眼线，他的瞳孔中射出无畏的、闪动的光芒。然而，他们骄傲地穿上的这套“改良”制服上，居然出现了粉红色的三角形标志？（译者注：粉红色倒置三角形被纳粹用来标志集中营里的同性恋，以此羞辱同性恋。在70年代后这个标志被LGBT群体正能量化，变成了对抗恐同情绪、坚定自我认同的标志。）

克伦琴多夫的角色成为了一种用途广泛的能指，他可以被用来指涉那种同性恋倾向，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迷人而古怪的法西斯主义者。事实上，在电影史上，长期存在着这种令人困惑的刻板印象，克伦琴多夫不过是最新的成果罢了。这类形象主要立足于一种恐同美学，而非任何微妙的历史观。这些角色（比如维斯康蒂《纳粹狂魔》中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魏玛时代的性解放，尤其是在第三帝国仍未崛起、自由也仍未被压制时的柏林。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角色只是令人不安地重申了性别规范：嘲笑那些缺乏男性气质的、显露女人气的“怪物”，无异于将他们置于常规之外，而所谓的“常规”，也就是社会可接受的“男子气概”。例如，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受到了历史性的关注，他是希特勒亲密的伙伴与手下的军官，也是一位已知的同性恋者。对恩斯特·罗姆这样的人的历史成见，充其量只能反映历史讨论中根深蒂固的恐同情结，它无法构成任何关乎人性的、意味深长的讽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三帝国公开或是暗中接受任何男同性恋关系。然而，迪内希·德·索萨这样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还是声称——在他那部垃圾政治宣传电影《一个国家的死亡》中——希特勒可以容忍同性恋，他也由此推论，法西斯主义与“同性堕落”可以联系到一起，对他来说，这种堕落可能永远都是令人不安的吧。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他就下令杀死自己的“亲密伙伴”罗姆，这也是他巩固权力的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人们称之为“长刀之夜”（令人难忘的是，在维斯康蒂的作品中，这起事件被呈现为一场针对同性恋者的屠杀）。此外，是的，有超过十万名男同性恋者被迫穿上饰有粉色三角形的衣服，被送到集中营里处死。强调这种“同性恋恶魔”的概念，意味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转义——他们将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离经叛道”的性行为，在任何主流文化中，这种转义都是持续存在的。

但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维迪提为我们呈现了一些更为诡异、愚蠢、麻木的东西。当导演维迪提在接受在线杂志“Pride”的访谈时，一位年轻的编辑直接询问了相关的问题，维迪提被迫解释洛克威尔所饰角色的“酷儿化纳粹倾向”。虽然他的答复显得迟疑而迂回，但他依然断言，这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这么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你知道的，在每一场战争、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代表着两种人类的特质”，导演答道，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不知所措。他接着说道：“我喜欢进行这样的想象：山姆所饰演的角色，在战争开始前经常光顾Kit Kat俱乐部（译者注：德国著名的同志夜店）或是诸如此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俱乐部，但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这时候，维迪提朝着那位年轻的采访者眨了眨眼，似乎在暗示这是个秘密。这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Kit Kat俱乐部不过是《歌厅》（Cabaret）中的虚构想象——这是一部由哈尔·普林斯、约翰·坎德和弗里德·埃布创作的百老汇音乐剧，它后来也被改编成了鲍勃·福斯的电影杰作——其原型据说是魏玛时代的柏林酒吧“Eldorado”，该酒吧的特色是变装的表演者。我们可以在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作品中看到相关的信息，这位作家撰写了一系列以柏林为背景的故事。

这种将历史与幻想混为一谈的做法，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恶劣行径。它有些诡异、愚蠢与模糊，其实整部《乔乔的异想世界》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但接下来，维迪提继续说道：“所以我倾向于这样揣测他的背景，你知道的，他原先很张扬，甚至还出柜了……但接下来的事你也看到了，他被这场战争席卷其中，他成为了一名士兵、一位战争英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不得不隐藏、封存起来的东西。”换句话说，他接受了这种同性恋恶魔的刻板印象，这赋予了他主体性与人性。克伦琴多夫的同性恋情结使他成为了一个人，对于一个杀人如麻的纳粹来说，这是一种怪异的赦免。因此，这一角色在表现自我的时候，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也反映了整部电影的困局：它试图让德国人那种有缺陷的人性变得复杂化，但又没能更多关注影片中唯一的犹太角色——也就是托马辛·麦肯齐饰演的那位藏匿起来的犹太女孩——似乎这个角色的人性是无需刻画的，这让这部影片变得清晰而直接。

《乔乔的异想世界》探讨的是二战时期德国人的精神复兴——虽然我并无恶意，但对于一位犹太人同性恋观众来说，这部影片充其量也不过是毫无意义，但要是说得直接一点，它甚至算是一种冒犯。自七十年代以来，LGBTQ社群对粉色三角形进行了再利用，他们将其看作是某种未被磨灭的、同性恋骄傲的象征。对“酷儿”（queer）一词的使用也具有类似的逻辑，这些元素曾经都是一种侮辱。然而，在《乔乔的异想世界》的语境下使用这种意象是荒谬的，它会让人们想起种族灭绝，但这部影片又始终拒绝深入这一议题。此外，这种误用也对同性恋“骄傲”的概念，进行了扭曲化的、过分简化的处理。维迪提曾经说过，他的影片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现在的——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这部影片介入了我们当下的政治噩梦，在这场噩梦中，白人民族主义正在抬头，二十世纪的历史正在被遗忘。我个人十分怀疑，任何一位专业的艺术家，如何能够相信这部电影的逻辑：在诠释这些纳粹恶徒（他们实施了系统性的、工业化的种族灭绝，这夺走了六百多万人的生命）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时候，它进行了颠覆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戏仿处理（在小乔乔的想象中，希特勒被描绘成一个可爱而滑稽的朋友），这并不能帮忙打捞“当代世界”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

在我看来，有些事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乔乔的异想世界》这样的影片中，这种欢快的、非历史的颠覆影像，表现为如此宽泛的形式。正因如此，它们可能会掩盖一些其他的细节，这些细节或许有机会展现出更广阔的图景。在电影银幕上，对于同性恋纳粹的描绘，可能比受到纳粹迫害的同性恋来得多。这是又一个显而易见、却令人费解的案例，它展现了内在于我们文化的恐同情结。我不愿去期盼——我甚至不建议人们去寻找——更多二战时期的受害者叙述，但我衷心推荐埃托尔·斯科拉的《特殊的一天》。这部作品更具电影化的价值，它以一种更严肃的方式，讲述了法西斯政权对待同性恋危险分子的真实方式。

《特殊的一天》以一部名为《元首访问意大利》的六分钟档案新闻短片作为开场，这部短片中贯穿着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它耀武扬威地预示着，希特勒将于1938年5月6日访问罗马。我们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成群结队的意大利公民兴奋地聚集在城市的街道上，为这位德国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铺开红色的地毯。我们可以看到军队的威势与狂热的欢呼，这一切都是为了献给这位独裁者巨星。这截短片与影片剩余的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部庄严的双主角情节剧，片中的两位角色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公寓里，而不是去参加集会。尽管在这部作品之前，斯科拉主要是以喜剧闻名的，但他其实是一位严肃的创作者、参政的知识分子，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员。《特殊的一天》正是这样一位喜剧导演的作品，他的祖国有着矛盾的、法西斯主义的过去，而他确实想与这些过去进行斗争。

这部影片有一种经过漂白的棕褐色质感，它讲述了两个社会边缘人士之间短暂的、却又意味深长的联结：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安东涅塔（索菲娅·罗兰饰），她的六个孩子和自我陶醉的丈夫都不重视她。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庭院对面的单身汉加布里埃尔（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她此前从未见过他。接着，安东涅塔那只喋喋不休、叫声如哨的宠物八哥从笼里逃了出来，飞进了他的房间，这促成了一场美丽的邂逅。这似乎是一个通过不详的战时背景衬托的浪漫爱情故事，影片的选角（那个时期意大利电影最为浪漫的两位巨星，罗兰与马斯楚安尼）仿佛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特殊的一天》继续朝前发展，成为了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显然，罗兰在家中是很孤独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她也确实认为，英俊的加布里埃尔可能会带来一段禁忌的风流韵事。但是，他们之间的纽带逐渐发展成一种更为情绪化的、智性的东西，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性爱层面的。

加布里埃尔是一位刚刚被解雇的电台播音员，他被定义为一个危险分子。当她问他为什么丢掉职位时，他含糊其辞地说，“因为缺乏罗马人的自豪感。”最终，我们和天真、保守的安东涅塔一同了解到，他之所以被驱逐，并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直言不讳。他最终向她坦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同性恋者身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无用的、唱反调的、有堕落倾向的人”。马斯楚安尼饰演的加布里埃尔并不为自己感到羞耻——无论是作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还是危险分子——但他必须躲藏起来。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已尽，他只是在等待那些人带走他时的敲门声。尽管如此，他仍然善于讥刺、非常务实、频繁地自嘲。对于安东涅塔来说，这些特质既令人厌恶，也令人沉迷。面对自己居家时百无聊赖的处境，她从未质疑过其中存在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内涵（在影片前半部分的大量场景中，镜头耐心地凝视着她，她反复地在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公寓中独自行走）。当他帮她叠衣服的时候，她勇敢地在公寓的屋顶上亲吻了他，接着他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她的反应是打了他一巴掌。他跟随着她跑下了楼梯井，她尖叫地斥责他为“Frocio”（“死同性恋”）。他的话语在这幢建筑物里回荡着，我们可以想象，这里几乎空无一人。似乎每个人都已经离开了，他们都去参观那场墨索里尼的历史性会面。安东涅塔起初感到非常厌恶，她谴责他缺乏男子气概，以及这种特质与政治缺陷之间的联系——“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我们党的成员，我们的党属于真正的男人”，接着她便跑开了。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公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似乎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同族灵魂。最终，法西斯确实带走了加布里埃尔，安东涅塔又一次被留到了自己的公寓里。她与许多处于这个位置的女性一样，无论是面对噩梦般的历史，还是面对自己被扼杀的幻梦，她们都注定是被动的见证者。

《特殊的一天》可能是一部过于克制的情节剧，但其中蕴含的那种深邃而明亮的忧郁，要远远超过维迪提的喜剧中那种俏皮而温顺的隐痛。正如维迪提在谈及自己的影片时宣称的那样，斯科拉在制作《特殊的一天》时，并不是想要制作一部安全时期的作品，而是要回应当下的政治现实。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中，民族主义隐隐地卷土重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该党声称自己有数十万名成员。当这个直言不讳的可怖团体浮现时，距离该国当时犯下的二战罪行，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历史，但他们仿佛对当时的噩梦不屑一顾。因此，《特殊的一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它的导演迫切需要实事求是地重申人性——虽然这部影片可能不会提供真正的颠覆，也不会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可以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中找到这些东西，这是一部早两年拍摄的、探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令人恐惧而震惊的影片。但后来，意大利和世界各国都禁止了这部作品。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非要下个定义的话，只能说法西斯主义是反我的。”加布里埃尔狡猾地向安东涅塔解释道。这只是一则简单的声明，但它触及了某种相当复杂的事实——某些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不人道的，他们甚至与个体性是相斥的。维迪提塑造的克伦琴多夫上尉，最终通过让怪诞的旗帜飘扬在空中，得到了某种救赎——无论这是否构成一种广义的讽刺，这似乎都在说明他的同性恋身份神奇般的突然可以被理解被认同了，其同性恋身份突然可以超越法西斯主义了。

邪恶的意识形态会吞噬它们所引诱的一切，在这种吞噬过程中，并不会催生出更好的自我。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Anita Barrows and Joanna Macy

"Let Everything Happen"

Rainer Maria Rilke

God speaks to each of us as he makes us, then walks with us silently out of the night.

These are the words we dimly hear:

You, sent out beyond your recall, go to the limits of your longing. Embody me.

Flare up like flame and make big shadows I can move in.

Let everything happen to you: beauty and terror. Just keep going. No feeling is final. Don’t let yourself lose me.

Nearby is the country they call life. You will know it by its seriousness.

Give me your hand.

"Gott spricht zu jedem nur, eh er ihn macht"

Rainer Maria Rilke

Gott spricht zu jedem nur, eh er ihn macht, dann geht er schweigend mit ihm aus der Nacht. Aber die Worte, eh jeder beginnt, diese wolkigen Worte, sind:

Von deinen Sinnen hinausgesandt, geh bis an deiner Sehnsucht Rand; gieb mir Gewand. Hinter den Dingen wachse als Brand, dass ihre Schatten, ausgespannt, immer mich ganz bedecken.

Lass dir Alles geschehn: Schönheit und Schrecken. Man muss nur gehn: Kein Gefühl ist das fernste. Lass dich von mir nicht trennen. Nah ist das Land, das sie das Leben nennen.

Du wirst es erkennen an seinem Ernste.

Gieb mir die Hand.

中文翻譯可見： http://www.rilkecn.com/text.asp?ID=1376

（本片将于2月12日上映）

塔伊加·维迪提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就冲他把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里1945年的第三帝国拍得像春天般绚烂，我也得给他点个赞。

他当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自己都按捺不住寂寞，粘上一嘴夸张的小胡子，一头扎进了小主人公乔乔的脑海里。每当这个10岁孩子失意的时候，他就会从他脑海里钻出来，以滑稽又不失俏皮的方式开导他。没错，我们的塔伊加·维迪提导演扮演的角色，正是乔乔心中最崇拜的一个男人——阿道夫·希特勒！

没有人会用俏皮这样的字眼去形容这位杀人魔头，正如没有人会让1945年的德国街头一片生机盎然，但塔伊加·维迪提做到了。他这通一反常态的操作，不但创造出一个史上最滑稽的希特勒，也就此定下这部电影的基调——尽管故事的背景足以用沉重来形容，甚至乔乔的妈妈还被残忍的纳粹绞死了，然而影片仍旧使用了轻松搞怪的喜剧方式，让人在悲伤的时候却忍不住想笑。

这是塔伊加·维迪提一次危险的尝试，他成功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元首躺在小纳粹的床上，两个人像好朋友那样聊天时，我们必须惊讶于色彩在整个影片中的画龙点睛。这个剧组无疑拥有一个相当出色的美术指导，无论服化道还是各种暗藏的小细节，它们在剧情中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并不亚于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让我们先从色彩的角度，来看看这部电影是如何“救活”那死气沉沉的第三帝国的。

红黄绿——绚烂的暖色世界

黄色是一种暖洋洋的颜色，它清新不失灵动，成为许多文艺片导演热衷的色系。基耶斯洛夫斯基便极其擅长使用黄色滤镜，也许你早就在他的电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中领教过了。在这部《乔乔的异想世界》里，偏向沙色的淡黄色更是成为一种近乎“标配”的基本色系，它正是小主人公身上穿着的那套德国少年团制服的颜色。德国少年团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附属组织，其成员全部为10-14岁的少年。年满14周岁后，这些少年便自动升级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也难怪有人看到这些穿黄军装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时，立马会想起韦斯·安德森的电影《月升王国》。在这部电影中，导演韦斯·安德森同样使用了大量黄色滤镜。

同样黄色系的还有塔伊加·维迪提饰演的希特勒。在乔乔的想象中，他的元首还是一幅中青年时代的模样，身上穿着一套纳粹冲锋队的褐黄色制服。当两个“小黄人”挤在一起大眼瞪小眼时，本身便自带一种喜剧效果。而影片绝大多数的外景，都发生在阳光明媚的世界里，小镇中亦有多座淡黄色的建筑物，这种高亮度和低饱和度的小清新组合，让电影自然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格调。想象一下常见的二战题材电影，但凡出现1945年的德国城镇，无不一派铅灰色的天空，和一张张毫无生气的面孔。色彩的运用，可以直接表达出一部电影的内在气质。

绿色也是这部电影特别偏爱的颜色，它是两位勇敢女性的专属色。从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罗茜一出场，我们便注意到她穿着薄荷绿的衬衫，身披一件有黄褐色花纹的淡绿色开衫，美丽优雅又迷人。绿色孕育着希望，就像电影中的妈妈，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是第三帝国的掘墓人。绿色象征着青春，就像那个犹太女孩艾尔莎，当她重获自由时，身上穿的正是那件乔乔姐姐留下的绿色毛衣，她终于可以在阳光下肆无忌惮地跳舞了。

绿色还是德国国防军M36式军装的颜色，K上尉总是习惯性地把领口敞开，这一条我们稍后再说。绿色也躲在乔乔的“纳粹房间”里，那只中绿色的衣柜多次出现在镜头中，分外显眼。你可以认为这是美术指导出于平衡电影色系的一种考量，更可以相信这是一次锦上添花般的尝试。

此外，红色虽然在影片中着墨不多，但每次运用都极富冲击力。它是挂在街头巷尾的红色万字旗，也是最后K上尉那极富浪漫色彩的红色斗篷。当然，最最让人印象深刻、堪称神来之笔的，当属那只可爱的红色铁皮机器人了。那憨憨的水桶头和长方形身体，配上为帝国征集锅碗瓢盆的口号，有谁能不被萌倒呢？你看，明明是一件逼迫少年儿童去做苦力的事情，经过塔伊加·维迪提一番天马行空般折腾，居然让人情不自禁地拍起了手。

纷繁的细节——决定这部电影的成败

说完色彩，我们再来聊聊细节。如果说电影打造了一个绚烂多彩的世界，那么这些纷繁多姿的细节，则决定了这个世界的成败。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有不少粉墨登场的角色。这其中无论主角还是配角，甚至一些龙套，他们的造型大都栩栩如生，表演风格上也具备喜剧电影的夸张或荒诞色彩。前文已经提到斯嘉丽的薄荷绿着装，但真正让观众感觉到切肤之痛的，却是她脚下的那双复古皮鞋。罗茜曾愤怒地让乔乔好好看看这些被挂在绞刑架上的人，没想到当绞刑架再次出现时，乔乔却看到了他母亲的鞋子。短短一组镜头中，导演做了两次细节上的前后呼应：绞刑架是一次，鞋子是一次。在芳草青青的河畔，罗茜曾给乔乔系鞋带。现在，该轮到乔乔给死去的妈妈系鞋带了。

系鞋带是一个隐喻，标志着乔乔的成长：他必须告别一个无知的小男孩，而选择做一个大人了。这同时呼应了之后他给喜欢的犹太女孩——伊尔莎系鞋带。伊尔莎是并不是传言中头上长角的妖怪，而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兔子”，一只被“囚禁”在暗室中的“兔子”。兔子当然又是一个重大的隐喻，而乔乔不忍心杀死那只兔子，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将其放生，这很可能是他人生中做出的最重要抉择，它释放出两个重大信号：一是乔乔从此守住了心中的善，哪怕面对自己的纳粹信仰威胁之时，他的第一选择仍旧是善良；二是为将来“放生”犹太女孩伊尔莎，埋下了伏笔。

中国有个古老的成语，叫“狡兔三窟”。伊尔莎告诉乔乔，为了活下去，她已经换了好几座“窟”。乔乔又何尝不是那只兔子，在并不比德国人仁慈的俄国人面前，他就像一只兔子那样被拎到枪口上。本片的英文名叫《Jojo Rabbit》，也许所有那些在战争年代手无寸铁的平民，都不过是那只可怜的兔子。

“放生”乔乔的并非俄国人，而是被俘的K上尉。讽刺的是，若不是他“污蔑”乔乔为犹太人，俄国人就会把乔乔当做纳粹枪毙了。一夜之间，蝼蚁不如的犹太人，居然成为小纳粹乔乔的救命符，这是一次多么荒谬的前后呼应啊。而K上尉，则是全片我最喜欢的配角。他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德国人，而电影同样通过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细节，来展现这位德意志军人的复杂内心。从他第一次登场起，我们便注意到他M36制服上的领口是敞开的。第三帝国的军纪极其严明，如此的不修边幅，倘若被德军宪兵发现，定会被施以惩罚。而他仍旧我行我素，说明他的内心已经麻木，对这场战争不再报以任何希望。这就让他之后放过伊尔莎和拯救乔乔的行为，有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动机。

至于那件夸张的红斗篷，以及M36钢盔上的红缨，更是将K上尉内心的浪漫主义情结推向极致。这绝对是一个心思细腻，又懂得享受生活的男人，和忠心耿耿的副官之间似乎也存在一些超脱友情的暧昧。可惜的是，他却生在了一个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是当时千百万德国人无法逃避的宿命，和万劫不复的罪与罚。

如此繁星般的细节，还能抓出好几把，哪怕在一些近乎龙套的角色上，导演也没忘记“前后呼应”。那五个黑衣人——盖世太保也是让人印象颇深的存在，老大是个又瘦又高的男人，四个矮子紧紧围在他身旁。而当他们再次出现时，盟军已经攻占了小镇，这些坏蛋全部脱掉了象征身份的黑色西装，换上了不同颜色的衣服，打算冒充平民逃跑。这是非常写实的一幕，有多少狡猾的魔鬼就此逃脱了战争制裁，难以计量。而那个胖胖的女人——号称为国家生了18个男孩的女秘书，则戏剧性地成为“困兽犹斗”的代表。她不但把孩子变成人肉炸弹，还差点害死不想打仗的乔乔。在第三帝国宣传机器的洗脑下，她已经彻底丧心病狂。最后关头，她甚至抄起一挺MG机枪，杀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我又想起伊尔莎和罗茜的对话。当罗茜无奈地告诉伊尔莎，乔乔的思想有些极端时，她一定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从她的为人处世和鼓励伊尔莎的那番话来看，谁都明白这是一位温柔、睿智又勇敢的好妈妈。可这样的好妈妈，为什么还是没法阻止儿子成为一名纳粹呢？我想这才是塔伊加·维迪提丢出的一个隐藏问题，它值得我们深深反思。但无论如何，守住心中的良善，永远都是生而为人最后的底线。就像塔伊加·维迪提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愿我们能够用爱消灭无知。”希望大家都像乔乔一样，面对心中那个纠缠不休的魔鬼，勇敢地对它说出——“Fuck off”！

好喜欢Jojo，小演员演的太好了！十岁左右的孩子，底线是摇摆的，天真可以让他们遵循本能的善良也可以让他们被诱导成邪恶。因为是孩子，所以一切情绪的表达那样直白纯粹，好的时候笑起来像天使，坏的时候像是另一种不可理喻的生物。

因为是主角，Jojo是全片中除犹太女孩外绝无仅有的几个“无罪”角色。他虽然参加了军事周末，却因为“胆小”连兔子也不敢杀，使用武器也只伤到了自己。他母亲是地下工作者。他救了一个犹太女孩；虽然威胁和欺骗过她，但那是因无知和蒙昧而犯下的错，他最终保护了她，告诉了她真相，和她在片尾音乐中一起跳舞。

其实蛮绝望的一个故事。疯狂的年代，不要说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手上不沾血的人，都那么难。

短短六个月，十岁的Jojo长到十岁半，梦碎了，家没了，这样可怜的孩子，我们却要说一声谢谢导演仁慈，这是一个浪漫结局——因为那么多同时代的曾经像他一样大的年轻人，要么死在了战场上，要么死在了自己的罪里。和平的舞曲，何其来之不易。

有些片段一直在我脑中闪回：Jojo放生那只兔子，他最终被Captain K放生；Rosy笑着给Jojo系鞋带，Jojo哭着给死去的Rosy系鞋带，最后再给Elsa系鞋带；Jojo隔着柜子门对Elsa说德国胜利了，他不敢面对她，怕被她看穿了心事；以及最后的最后，Elsa看见星条旗飘过，给了Jojo一耳光，最终选择原谅并看着男孩儿跳舞。

可惜一耳光能消解的罪那样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