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夏天

片尾有一段长长的后续事件的交代，冷冰冰的文字打在屏幕上，并没有让我感到欢欣鼓舞，那种坏人终受惩罚的痛快，反而很悲伤……亦或是一种悲哀。

沉默不是借口，是不够勇敢的挡风板。影片聚焦校园潜规则引发的性侵事件，直面当今社会话题复杂的人性。

故事来源于真实，现实里大多数人也和影片里的涉世主人公们一样都在逃避吧！差别只是自己知道不知道！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大部分人的，而结果确实没有人敢直面内心……莫大于哀！

我想没有人敢说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做的好，因为这反复阐述的是人们的通病，隐藏自己总觉得就不会被发现，是人性的懦弱纵容了坏人呀！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并不是集中营，而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就我所知，房思琪式的强暴，在台湾，还在不断发生着，包括此时此刻。”这听起来骇人的言谈并不是已故女作家林奕含的妄论，这个进步着的世界在标榜自己给予女性越来越多权利的同时从来也从没停止过恶意。此时此刻，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寒蟬效應》在台湾和大陆同时上映，影片讲述了大学女生遭遇性侵后面对校园、社会舆论压力起身反抗却又无力抵抗，最终自我伤害的的故事，如利刃般戳破台湾小清新粉饰下美好与太平，尖锐而刺耳。

鸣泣之时：孰之过？

《寒蟬效應》故事原型为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大学校园性侵案例：某高校教授被控在指导女硕士论文之时，以“不想让你毕业”相要胁，半年来对女学生强吻、抚摸等性骚扰数十次，导致该生精神崩溃，向学校申诉，校方调查后认定性骚扰事件成立。案发之后教授的家人以及学校的同学都齐力支持教授。一方是女生的受害证词，一方是诸多为教授的辩护，众说纷纭，案情一度陷入僵局。

相较真实事件的迂回曲折，《寒蟬效應》并没有采用“罗生门”的方式来重现案情，而是从一开始将“案发现场全过程”还原来判定应有的犯罪事实。因为遭受性侵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白白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残被学校发现送进医院她跟老师的事情才因此曝光，但网络与身边出现的都是她单恋老师不成于是自杀的恶意谩骂与诽谤，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怀疑是白白主动去勾引的老师。

所以即便白白在律师的鼓励下鼓起勇气面对自己，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向教授提起控诉，身边一次又一次的不信任与背弃将她踩在脚底碾碎。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道：思琪在家一面整理行李，一面用一种天真的口吻对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谁？”“不认识。”“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思琪不说话了，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书中被李国华性侵后抛弃的郭晓奇，在网络上PO文揭发李国华所作所为，遭到的却是网络的各种谩骂“师母好可怜”“当小三很爽吗”。

白白与思琪的遭遇存在于虚构的故事当中，但这恰恰又是现实的最真实最赤裸裸的写照。如同前文中所说，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女性的恶意。譬如，即便抛开性侵这样沉重的话题回到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小三只会是女性形象（很少有人称呼破坏别人家庭的男性为小三），而原配打小三的事情则是会被人拍手称快，在道德问题上错的永远是女性？生活在一个周遭一切事物皆非简单化的世界，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会影响他对事件的叙述甚至是认识，主观性的视角极易导致不可避免的观点的对立，这也就是古往今来如此诸多“罗生门”出现的原因。真相是“相对”的，即便如此，当我们转换视角去看待无论是房思琪还是林奕含本人的故事时，当李国华的疑似原型台湾补习班名师发文强调林奕含的精神隐疾并否定自己是狼师时，这场被“侵入”的惨剧也绝不可也不能演变成《狩猎》（2012 丹麦电影）里无中生有的污蔑。

只不过我们很难再像童年时看动画片一般，明确地指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犹记得汉娜·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书中说过，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恶的化身未必是恶魔，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加诸在房思琪们身上的罪恶，除了插入她体内的人，那些在她遭遇不幸时本应出现的“好人”角色（无论是不是知情状况下）给予冷漠或者谩骂的亲人朋友亦或是路人甲，或许都为最后酿成的恶果灌溉过。

噤若寒蝉：极乐还是极恶？

台湾后海角时代诸多电影作品中，父亲通常是一个缺席的人物符码。电影中，在遭受性侵后，白白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爱上了教授，对于一直成长在缺少父爱的阴影下的女主人公而言，当父亲是缺席的，教授的出现某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她对父爱的渴望，即便这个存在是病态与残忍的。

林奕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强调《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小说中房思琪被性侵之后曾无数次自己主动把自己献给李国华，在他的怀中“欢愉”。如果刨去两人身份的不对等，她所描述的确实是她的“初恋乐园”吗？不，绝对不是。那不是爱，是自我保护后的幻想罢了。

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挟持了斯德哥尔摩市内的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四名被挟持者，出乎意料地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专家在研究受害者心理之后赋予了他一个学术名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暴徒，威胁到自己的安全时，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暴徒对他施予的点点甜头，受害者便会视其为一种悲悯和宽容。恐惧也会转为感激甚至情感上的痴迷。爱情本就产自于大脑中的想象，当房思琪、白白们承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却无法治愈的时候，她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催眠自我，这是爱，于是一切行为都是合情合理，我便可以原谅自己。

可笑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大量地催化着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银幕与荧屏上总是乐此不疲地播放着霸道总裁的戏码，以此来撩拨少女心。人们乐于见到一个强硬而霸道的恋人形象，乐于看到女性被强势按在墙上强吻，被男性们宣誓主权和占有标签，而女性角色最讨喜的反应是沉默而甜蜜地接受这一切。霸道总裁文化所带来的是对女性屈服于男权的不断洗脑，而这种文化也很容易给男性造成女性喜欢“硬上”的错觉。畸形的文化下的女性形象无异于是泛化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无形中助长了男性对女性身体强占的欲望。

寒蝉停哀响：孰予救？

《寒蟬效應》后半段的几次法庭戏段落中，“正反”两方的对峙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道德上的劝诫，通过语言的力量来让做错事情的人醒悟。新世纪开来，韩国电影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拷问上，佳作层出。《素媛》、《熔炉》、《韩公主》等皆对校园性侵事件进行过揭露与探讨，力度深刻足以让韩国政府修改法律（《熔炉》上映后引发社会极大反响，最终促使政府通过了熔炉法案）。在叙事角度上，《寒蟬效應》不同于《熔炉》希望从法律层面对罪犯进行惩戒和鞭笞，心理层面与道德角度的弱化处理，让影片失去了继续勘探的勇气。

电影开篇即是女辅导员查看白白的社交网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联系好友方律师请她出面来帮助这个无助的少女，这才展开了整个故事。而后方律师的出现，最初她的形象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事业有成但家庭生活却败得一塌糊涂，在和白白的接触与取证过程中，两人又互相不了解到最后敞开心胸彼此接纳，方律师从精神上给予白白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让她认清自己因为恐惧而混乱的现状，走上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道路。如果说在此之前，无论是成长的环境还是性侵案的过程中，白白一直遭受着男权社会的压制，那此时她才真正开始了女性意识的觉醒，选择直面自己内心恐惧与社会的阴暗面。

然而女性友谊所带来的拯救是否能够成功救赎？给予肯定的回答的终归是少数，尤其在台湾电影中，这种“失败的拯救”更为明显。即便《寒蟬效應》是台湾电影近年来难得的跳脱“小情小爱”的现实题材青春电影，在故事的选择和议题的深度上，有了新的突破。但是具有直面现实题材的希冀，却没有继续勘探与深挖的勇气与能力，电影始终无法摆脱台湾青春电影贯有的“氛围胜过情节”的表达方式，同时在主题上，仍然站在了男性怜悯与同情的角度，无法真正向前迈进。浑浑噩噩后的梦醒时分，不是回归现实，而是无路可走。庭审进展的不顺利，社会袭来的一片辱骂之声（影片对白白手机上收到的攻击性短信拍摄了长时间的特写），白白最后选择了自杀。在对罪恶的惩罚上，电影更是放弃了“人为”而选择了“天谴”，教授在二审过后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

比照韩国女性题材电影，《亲切的金子》、《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等，在受到男权社会侵害到某一个极限之后，女性选择的方式是用近乎疯狂的方式完成复仇。相比之下，既没有《熔炉》那样通过法律惩罚罪恶、也未用暴力的方式结束罪行，《寒蟬效應》这样过于“温和”的处理，让希冀唤醒女性主体意识，捍卫女性权益，谴责社会不公的电影最终沦为强行说教。

《寒蟬效應》的悲哀也延续到现实当中来，在我们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角落，依然在发生着同样恶劣的事情。那些性侵事件要么被掩盖要么不过成为了当地社会新闻版面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如果不是林奕含“美女作家”标签的吸引，公众怎么会有如此兴致高的关注度。

女性反杀的快感就让她留在影像当中，我们不会期望看到现实中，林奕含们像金福南一样用同样暴力的手段去惩罚曾经伤害她的人。只是，当我们不断教育子女，约束自我通过保守检点来避免遭遇侵害的时候，为何不用这些苦口婆心去警戒人们不要对异性施予侵害。在这些不对等的关系当中，错的永远不是受害人，而是那些将自己的生殖器强行插入异性身体中的人。女性无力反抗、遭受冷漠的悲哀也让她停留在影像里。如果没有及时制止惨剧的发生，请不要在事后再成凶手的帮凶、“平庸的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