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明毅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距离农民军占领北京还有两年。

这一年，农民军横扫河南，包围了号称“八省通衢”的开封府。

彼时的开封，不仅是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的治所，是中原的腹心，更是海内能够比肩京师、南京的“一线城市”。一旦开封有失，朝廷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遭受多重的巨大打击，本已相当糟糕的形势也将进一步走向糜烂、乃至不可收拾。

放眼天下大势：东虏在关外已成气候，多次破边墙入塞饱掠，辽东、华北官军应对不暇；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此起彼伏，吸引了朝廷大批军力；其余内地官军大多武备废弛、不堪一击。只有三边军镇（延绥、宁夏、甘肃）的边军由于多年以来持续与蒙古作战而维持了一定的战斗力。局势如此，朝廷只得继续依靠以三边军镇为核心的秦军集团作为对抗农民军的主力，以解开封之围。

至于主帅人选，朝廷则想到了曾在镇压农民军过程中“大显身手”的前陕西巡抚、现监狱服刑人员孙传庭。

三年前孙传庭与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矛盾激化，遂称病告休。不料杨嗣昌落井下石，声称孙传庭谎报病情、推托王事。遂引得崇祯帝大怒（估计孙本人演技也不太行），下诏逮捕。

人的命运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刑满释放人员孙传庭，就这样被历史的行程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影片的叙事，也就此徐徐展开。

主帅人选已定，自然少不了陛见奏对。一如影片所述，孙传庭对皇帝表示，镇压农民军只需五千精兵足矣。影片借此展现孙传庭韬略满腹、胸有成竹，实有捧杀之嫌。实际情况是孙在大牢里待了三年，不了解外部情况的变化，以为农民军还是当年那些无组织的流民，对敌方实力估计严重不足所致。

更有甚者，孙传庭还在皇帝面前立下了“三月平贼”的军令状，沦为后世笑柄。

并且，孙传庭在到任后发现时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便立即上疏反悔，将“五千精兵”改口为“两万人马”，结果遭到皇帝严辞拒绝。

后两件事，影片中都没有涉及。

影片的叙事范围，便是自新任三边总督孙传庭到任至其第一次出潼关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孙传庭就任督师发生在其第一次出关之后，不在影片叙事范围以内，因此片中人物对孙传庭的“督师”称呼有误，这也是影片的疏漏之一。）

在这一阶段，孙传庭主要的工作是两件事情：一是抓紧练兵，二是拖延出兵。这两点在影片中都有展现。背后的原因，还是官军的实力不足导致。自崇祯十四年九月至次年二月，短短半年时间，两任三边总督傅宗龙、汪乔年相继率秦军与农民军决战，结果先后兵败身死，秦军有生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到了孙传庭接任时，所倚重的竟是高杰、白广恩这样的农民军降将，可见官军的实力已是捉襟见肘。

影片重点表现了孙传庭的刚愎自用与草菅人命，固然容易令人对其作出“杀伐果断”的评价，但结合历史上其后来在河南地区的表现来看，这其中更是暗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偏执乃至疯狂。

崇祯十五年九月，经过了数月的准备和休整，孙传庭终于无力承受朝廷方面的不断催促，正式率军出征解开封之围。影片叙事的主体部分也到此为止。

而随后一幕中跳转出现的孙传庭战死的尸身，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孙出关后一战而败亡。

实际上，孙传庭战死于本次出关的一年之后，战死的地点也不是在替开封解围、与农民军决战的战场上，而是在潼关这个他最初出发的地方。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真实的历史，比影片更加精彩，也更加残酷。

崇祯十五年九月，几乎在孙传庭出关的同时，开封的城防也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历了农民军的数月围困，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普通居民大批饿死，官军则公然食人。河南巡抚高名衡、巡按御史严云京眼见守土无望，竟自掘黄河大堤水淹农民军。农民军既散，而开封全城皆没于水，居民死者十之八九。事后，崇祯帝念及二人“守城劳苦”，竟然不予追究。时人有诗“赞”曰：绣衣使者（巡按御史严云京）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

十月，孙传庭率部于河南境内冢头遭遇农民军。孙事先设下计谋，命总兵牛成虎部诈败，其余各部设伏，农民军中伏遂败。不料官军竞相争抢农民军所遗财物，放弃追击乱作一团。农民军趁机反杀，大破官军，孙传庭率残部退回潼关。

崇祯十六年五月，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恢复之后，三边总督孙传庭正式就任督师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南直隶江南江北军务。八月，孙传庭率部再出潼关。农民军采用诱敌深入战略，故孙部初期得以高歌猛进，不数日即占领洛阳。此时孙传庭左右建议暂停进攻，立足洛阳稳扎稳打，孙终未采纳。一方面因为朝命难违，另一方面可能孙本人也意识到一旦农民军主力打回来洛阳根本守不住，不如继续前进寻找战机。

出洛阳后，由于进入了农民军控制的核心区域，孙传庭部开始屠杀百姓。自汝州、宝丰至唐县，数百里之地，数十万居民，皆为官军屠戮一空。

无从得知孙传庭的真实想法，可能是从入寇内地的东虏之处中得到的启发，通过最大程度降低对方控制区的人口，来达到削弱对方实力的目的。

不同之处在于，东虏于内地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官军无不一触即溃，无需担心追兵，故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掳掠人口财物而从容出塞。

而孙传庭由于害怕农民军追击，担心携带大量人口无法脱身，便就地屠戮民众。

这便是“克复失地”的“王师”，在本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

相比于可以治愈的瘟疫、可以肃清的变乱，这才是真正的劫难。

数百年来公认的荣华富贵之地河南，在经历了黄河决口和孙传庭屠杀的双重蹂躏之后，从此一蹶不振，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不管孙传庭内心所想到底如何，他的所作所为都已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九月，官军进入郏县，农民军认为决战时机已到，遂遣精骑切断官军粮道。孙传庭部署官军分路撤退，企图再度打通粮道。但由于军心不稳，官军争相退却，农民军乘势攻击，歼灭官军数万，孙传庭再次逃窜。

十月，农民军进逼潼关，官军已成惊弓之鸟。一日之内，潼关天险即告失守，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

次年正月初一，农民军首领李自成于西安登基，国号大顺。

影片的结尾，孙传庭战死沙场，而吴又可则归隐山林。似乎在试图阐明：兵者，杀人之法也，终归是末途；医者，乃活人之道，故得以长存。

但影片没有展现的是，仅仅两年之后，在吴又可归隐的那片世外桃源般的江南土地上，南下的东虏将掀起新一轮的腥风血雨，制造一起又一起规模不亚于孙传庭河南屠杀的惨案。

乱世中的人命，终归只是如草芥一般。

我知道即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现在也没人喜欢，因为严肃的姑娘没有瓜。说到姑娘，感觉这稿子又悬了，因为全篇只有几张老男人的脸。

所以是时候积累真正的文化底蕴了。

你可千万别走，就假装正经这么一回。我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明朝到底是怎么没的，你准爱听。是不是越来越像瓜？

明思宗崇祯17年（1644年），李自成大兵攻陷了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精神崩了，杀了宫中所有的姑娘，逃到煤山，在一棵歪脖树上上了吊，大明王朝从此灭亡。就在两年前，垂死挣扎的崇祯还信誓当当的给积弊已久的大明朝下了最后一剂猛药，但结果可想而知。

这就有了根据史实改编，由王竞执导，2013年上映的大型古代战争剧情片《大明劫》。但当时王竞似乎并没有向商业妥协的意思，把资金一股脑的全都花费在了电影本身，没有了宣发的费用，使观众对电影毫无关注和预期，导致院线排片量极低，全国上线一天即下线，仅仅收获了惨淡的454.1万票房，让3000多万的投资血本无归，从此王竞就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再无新片问世。

尽管如此，从服化道、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剧情主题等电影的制作维度来讲，《大明劫》可谓是近年来全方位被低估和忽视的国产历史片。

现在回头看来，这段拍摄于7年前，真实与虚构交织，距今已378年的明朝历史横截面，仍颇具强烈的现实意义。

只能遗憾的说，一部好的电影或许经不住商业金钱的考验，但一定能积蓄口碑耐得住时间岁月的考量。下面就来看一下这部低开高走，豆瓣高达8分，讲抗击疫情和王朝覆灭的《大明劫》。

崇祯15年，李自成的闯军围攻开封已久，连年战火、时疫横行、民不聊生的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崇祯帝（余少群）迫不得已释放了含冤羁押狱中的孙传庭（戴立忍），任兵部尚书（督师），命其率明朝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南下陕西潼关，攻打李自成解围开封，平复战乱。

与此同时，不惯太医院搬弄权术，败于办公室政治的吴又可（冯远征）辞了医官当了一名游医，却因给病人开猛药方遭到大众误解，被府衙驱逐，只能去陕西潼关投奔师傅医药提领赵川（钱学格）。

临危受命的孙传庭仍抱有力挽狂澜、匡扶大明社稷的爱国理想信念。怎奈地方割据专权、官员贪腐渎职、劣绅蛀虫横行的现实着实骨感。而朝廷非但不予补给粮饷还再三逼其火速出关，不容他战前从容布局练兵。

处处受挫、步步险棋、进退两难却不容有失的孙传庭为保大明朝的一线生机，只能果断采取以下非常凶狠之手段。

第一步打老虎：受命督师潼关前，崇祯大殿上问孙传庭有什么要求。孙提出有五千精兵加之当地驻军足以。崇祯却以"当地驻军若听调遣，和至今日"语调，怼了孙传庭一番。足以见得，此时的崇祯已经人格分裂。自己的天下却难以差遣将臣是谁之过错？因此孙传庭到潼关的第一件事就是干净利落的斩杀总兵贺人龙这个大老虎，捕其亲信，夺回军权。

第二步沙场点兵：随后孙传庭去到兵营，视察兵士训练和武器装备情况。孙懂得强有力的兵源和精良的装备才是出征保胜的根本。沙场秋点兵后的他大失所望，大明军队的腐浊程度远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百倍，兵源不足，操练缺乏，武器残次，弹药短缺，完全不具备出征应敌的硬件条件。

第三步查验军粮：粮草是军队的生命线，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检查粮草时，孙传庭慧眼识破了当地粮官企图以无充有蒙混过关，掩盖粮草不足的诡计。愤恨中孙将粮官斩杀于粮仓，要稳军心、得民心就要筹措粮饷。

第四步清退屯田诛杀蛀虫：朝廷国库空虚无粮饷补充，崇祯又忌惮孙传庭成为第二个贺人龙，只一味命其火速出关，不予补给。背着千疮百孔的大明负重前行的孙只能从当地豪强劣绅下手，让他们清退屯田补缴钱粮。而这些侵蚀大明朝多年的蛀虫只在乎眼前利益，全然不顾江山社稷安危，勾结军队统领，使出万年不变的手段——毁尸灭迹、死无对证。再次陷入绝境的孙传庭，只能断然使出杀招，清除内鬼、法办劣绅、充公家产。

第五步选人治疫：军需军备已初见端倪，但潼关的疫情早已从民间蔓延至军中。赵川依照《伤寒论》的传统手法医治时疫病症并不见效果，加之军队统领仍对军士染病治愈抱有幻想，不顾事态紧急，蓄意隐瞒疫情，直至军中大规模扩散，减员无数。孙传庭见状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启用与传统医道向左的游医吴又可。

吴又可是片中唯一给孙传庭排忧解难的人。他通过对时疫病例的长期观察研究，主动求变，改良手法，果断用药，开创了一整套防治瘟疫传染病的手段，有效稳住了疫情，下面再来看一下吴是怎么为孙传庭出关平乱送去一线曙光。

《每分钟120击》丁达尔效应的名场面

第一步确定人传人：吴又可通过200多年后才被现代科学发现的丁达尔效应也就是光的散射现象，发现时疫在人际间迅速扩散是依靠一种所谓疠气（即病毒）的东西在空气中传播，从而确定了人传人的传染途径。

明朝N95口罩

第二步戴口罩防护：针对人传人，吴又可要求军营中与病患接触时，必须以面巾遮掩口鼻防止疠气侵染，最大程度的阻断传染途径，降低病毒感染概率，应该说早在明朝，我国就已经有了医用外科口罩的雏形。

明朝健康码

第三步健康分级制：以各色布条为记，将轻症、重症、健康兵士区分开来，针对人群的轻重缓急对症分级下药，优化药剂供给和人员类别，有益于治疗期间的统筹管理，像不像健康码？

明朝方舱医院

第四步建方舱隔离：染病军士按病症程度，在兵营中画地为界建立"方舱"，分别在指定区域内隔离治疗，不得随意走动，焚烧染病士兵遗体，有效的防止二次传染几率。

擅自出营，二次传染

第五步防止二次传染：在诊病中吴发现一些原本健康的兵士却无故病情加重。原来他们贪念钱财，擅自违反隔离制度，去乱葬岗挖人以百姓冒充士兵骗领抚恤，形成时疫二次传染。吴快速将情况上报孙督师，及时避免军营疫情的二次复发。

瘟疫得到控制，武器粮饷也在有序补充之中，但开封告急，朝廷一再催促孙传庭出关迎战。圣命难为，臣子别无他选，硬着头皮拔寨出征的孙传庭只能狠心火烧方舱中的病症兵士，以免时疫再起殃及后方。

吴又可见此情此景，深知大明气数已尽无可挽回，唯有不告而别，游走江湖行医者之事，整理病例手稿最终编撰成传世之作《瘟疫论》。而孙传庭的命运与大明王朝的结局一样，从被释放的那刻起就早已注定。

为让你对两个历史人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这里擅自主张与搜索引擎公司合作，提供以下两段信息。

孙传庭

孙传庭（1593-1643），字伯雅，又字白谷，代州镇武卫人，明末著名爱国将领，最终在率兵镇压李自成民变时，兵败战死潼关，马革裹尸，年约51岁。《明史》记载称"传庭死，而明亡矣。"足以见其在明朝军事上的历史地位。

吴又可

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江苏东山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著有《瘟疫论》，开创中国传染病之先河，最终因拒绝清朝"剃发令"而被处死。其经方"达原饮"用于2003年非典治疗取得奇效。

《大明劫》是严格按照史实走向呈现两个人物的，不过这两条人物线是否在真实的历史时空中生产过交集、发生过碰撞，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佐证。

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末的孙传庭和吴又可无论身处何地相遇与否，命运都紧扣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裹挟在王朝兴衰的历史洪流之中。

说回本片类型——古代战争片，似乎必须与场面宏大、气势恢宏、经典史诗这些词语挂钩，但王竞导演并没有在这些"表面功夫"和内政宫斗上做文章。开场寥寥几分钟攻城战之后，便转向细致扎实的文戏。据说在《大明劫》开拍前，王竞已经潜心研究明朝历史和片中人物达两年之久。

放弃大众喜闻乐见的视效大场面和强戏剧冲突等类型片元素，四平八稳的将镜头聚焦到孙传庭和吴又可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刻画上，用过分充足的篇幅着墨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王竞选择了与商业属性背道而驰，这有悖于古代战争片收割票房的惯常套路的做法，也正是《大明劫》票房惨败的根本原因。

这剑走偏锋的做法当然是王竞导演的刻意为之。他或许就是想拍一部突显文人气质，折射社会现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这样做注定要得罪投人和资本。

纵观王竞导演的作品不难看出，不论是展现春运的《一年到头》，还是揭露医疗黑幕的《我是植物人》，以及大家最为熟知的颜丙燕主演的反应离异妇女艰难生活的《万箭穿心》，都是社会现实题材和注重观点表达的电影。

当然相比以上作品王竞导演在《大明劫》的商业化上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还远远不够。回首2013年国产片票房10佳，我们不禁要问是要《小时代》《富春山居图》动辄套取几亿人民币的商业模式，还是要做一件关于电影本身的事呢？这个话题多少有些悲观，但值得肯定的是就在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我们回顾的不正是《大明劫》这种被货币数字淘汰的影片吗？

而《大明劫》也正是秉持了导演的创作惯性，在一年的时间内（1642年），展现两个封建王朝的精英人物坚贞的与害国蛀虫和疠气瘟疫死磕的故事脉络，来反衬出已是"植物人"的明朝万箭穿心前注定难以魔改的劫数。

《大明劫》在不触碰历史红线的前提下，将孙传庭金戈铁马、整装出关前，解决军需之忧、肃清害国蛀虫的用兵行事之道与吴又可诊断杂症、判定时疫，有悖常规下猛药去疾救人之道，虚构拼接，形成武将和游医、救国和治疫两个人、两种道之间的呼应和对比，揭示出在王朝兴衰中人物们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命运抉择。

孙传庭和吴又可在各自行业同样是犀利的下猛药者，但猛药能救人性命却不能扶正救国。治人一者可为，医国一者难为。爱国武者唯有马革裹尸来报效国家，而明医道者唯有著书立说使医道长存。

历史的车轮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是疫情还是其他，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总会有一个老年人跳出来给你讲述那位小姑娘的"音容笑貌"，不见，大明朝！

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染病对人类而言仍然十分可怕。

那么在几百年前的古代发生了瘟疫，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故事发生在1642年，明朝内忧外患，一方面要面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又深受瘟疫的困扰。

眼看就要打不过李自成了，崇祯皇帝只好把囚犯孙传庭放出来，让他临危受命。

乍一看好像是崇祯给他一个戴罪立功机会，但其实他入狱的原因很冤，他是被奸人陷害，再加上崇祯是非不分，他本来就不该入狱。

孙传庭来到潼关后，发现这里问题很严重，援剿总兵贺人龙不听从调遣，粮草不够，地方豪强强占军田……最重要的是还爆发了瘟疫，将士接连被感染。

这个时代的人面对瘟疫基本上是无解，因为这是1642年，要再过40多年列文虎克才会发现细菌，再过200多年伊万诺夫斯基才会发现病毒。

这就好比三体人发射了两个智子到21世纪的地球，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那些被定为公理的物理规律都不成立了，却又找不出原因。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药局提领赵川身上。

他学了几十年的医术，救死扶伤无数人，这场瘟疫却让他束手无策。

患者喝了他熬的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逃不出死亡的下场。

麻黄桂枝解表，黄芪白术补气，都是祖宗传下来的经方，为什么一点都不管用，他百思不得其解。

医家传统，祖宗疗法，突然都毫无作用，这直接颠覆了他的三观。

一个自认为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其它人也对他十分认可，突然有一天被难倒了，而且穷尽毕生学识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可想而知会对他造成怎样的打击。

正如智子把物理学家逼得自杀了，这场瘟疫也让赵川开始怀疑人生。

他一边问“到底哪里不对了”，一边撞在了士兵的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早在公元前430～前427年的雅典就曾遭遇瘟疫，公元21～1266年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从有记载以来，传染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古代人没有研制疫苗和特效药的技术，但是可以思考病毒的传播方式，从而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

比方说，虽然古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精细胞和卵细胞，但仍然知道做爱可以生孩子，所以就能够想出避孕的方法。

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用纸莎草、蜂蜜、碱和鳄鱼粪做成栓剂，达到避孕的效果。

而人类首次发现精细胞，是在1677年。

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也没有能力杀死病毒，但是可以尽可能控制它的传播，从而控制疫情。

电影中，江湖游医吴又可就是在偶然中悟出这个道理。

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饰演医院外科专家安嘉和，在本片再次饰演一位医生。

他打开窗户，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处于逆光环境的他就看见了灰尘。

灰尘平时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于是他猜测，病邪就像灰尘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我吸进去染上了瘟疫，再呼出来传给你，你呼出来再传给他人，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

所以他的结论是首先要告知全程百姓，大疫将至，务必人人小心。其次是隔绝病患，以防人人传染。以及开窗通风，以防疫气聚集。

事实证明，吴又可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他不能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的猜想，但至少大体的思路是对的。

然而军队的指挥使根本不相信他：放屁，净在这里危言耸听。

吴又可的思想太超前了，自然不被人们接受，就像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坚持日心说，结果就是被活活烧死。

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科学的年代，你相信科学，你就成了另类。轻则被排挤，重则被处死。

和“空气传播”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触怒了瘟神，要给他们降灾。

他们并没有采纳吴又可的建议，而是请高僧做法，驱瘟神，烧疫鬼。

那些驱邪捉鬼的江湖骗子能发家致富，像吴又可这样的真正能救人性命的医生却颠沛流离。

吴又可当初在太医院工作，但他看不惯庸医弄权，所以才辞官做了游医。凭借他的医术，他完全可以升官发财，但是他不在乎名利，而是坚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他辞官做游医反而因祸得福，他接触的病人成百上千，看到的症状也是千奇百怪，从而让他的医术更加高明。

这同时也导致很多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不理解他治病的方式。

军营里刚刚出现瘟疫的时候，吴又可和赵川一起去给患者看病。患者的症状都是发热呕吐，但他俩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赵川坚持认为他是对的，吴又可是错的，又是说“这为世代医家所遵循”，又是说“《伤寒论》历经千年，不能因为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就对医圣不敬”，又是说“如此狂妄忤逆，是我医家之大忌”……

事实证明赵川并不能阻止瘟疫，僧人做法也不能。

所有的办法都不行，他们才决定让吴又可来试一试。

吴又可的做法是隔离感染者，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未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不得越界。

其次是让所有人用布蒙面，相当于戴口罩。

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至少每天新增的感染者的数量大大减少。

这种方法在400年后的今天仍然奏效，每个人自我隔离两周，从而找出所有的感染者，进一步控制疫情。

不过吴又可这么做只能保证不出现新的感染者，对于已经感染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治好。有的人喝了药就好了，有的人喝了药也不会好。

孙传庭见状，做了一件至今都饱受争议的事：在出征的前一天，他趁感染者们睡着后下令放火把他们全部烧死，企图逃出来的也会被火枪击毙。

孙传庭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带上他们，他们非但打不了仗，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留在这里又有后顾之忧，如果有人把他们放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其中有一个军人才十多岁就被强迫充军，他不想打仗，他想回家看他的母亲，所以他即便治好了病还是希望吴又可不要解开他的白布条（系了白布条的就是感染者）。

他还远远没到打仗的年龄，他躲过了战争，却没躲过无情的烈火。

孙传庭在整部电影都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你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他。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有缺陷、有污点、有心机、有城府的角色，远远比那些伟光正、十全十美的角色更能打动人。

孙传庭的初衷是保家卫国，但是他也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假如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但是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同样的，既然烧死感染者们可以拯救整个军队，甚至拯救全国人，他也会毅然去做。

虽然死者的家属会骂他，百姓会骂他，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会骂他，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坚信牺牲小部分人、拯救大部分人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几百年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感染瘟疫就是九死一生，孙传庭烧死感染者有他的道理。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了，既然感染者是可以治好的，又何必杀了他呢？）

当初孙传庭刚刚到潼关后，就先假装向贺人龙示好，然后趁其不备将他拿下，把贺人龙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杀了，从而完全掌控潼关。

有人绑架他妻子威胁他，他就骗对方会带他去治病，其实是一刀捅死他。

凶残暴力同时又懂得智取，堪称智勇双全。

地方豪强强占军田，孙传庭向豪强追缴历年积欠的军粮，豪强就烧了账本，又烧死王令吏，死无对证。

豪强觉得孙传庭拿他们没办法，孙传庭就以暴制暴，先斩后奏。

他们觉得孙传庭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杀了，但孙传庭偏偏就是要把他们全都杀了。43个豪强全部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他们心狠手辣，没想到孙传庭比他们更狠。

最狠的是他把所有感染瘟疫的人都烧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个世界必须有人做好人，也必须有人做坏人，既然大家都不愿做坏人，那就我来做吧。

他拥有一切成大事的特质，只可惜遇到了崇祯。

崇祯不肯给他充足的准备时间，也不肯给他军饷和增兵，只是一味地催促他出兵，最终孙传庭大败李自成。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孙传庭曾经问过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吴又可说：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孙传庭和吴又可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但是没能阻止明朝的覆灭。两年之后的1644年，李自成就攻陷了北京。

吴又可治疗瘟疫和崇祯治理朝政形成鲜明对比，人祸永远比天灾可怕，瘟疫不能让明朝覆灭，但是昏庸的皇帝可以。

如果皇帝昏庸，有再多的猛将神医都无济于事。

大明劫的“劫”，不仅是指瘟疫，更是指他们有崇祯这样的皇帝。

片尾字幕显示：

吴又可领先世界近200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病毒学说及病毒的传播方式。

他在1643年完成了不朽名著《瘟疫论》，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经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人们把明朝抗击瘟疫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也许未来也会有人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拍成电影。

说不定到时候片尾字幕是这样的：

2003年，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工作者经长期努力抗击了非典。

2020年，终南山说“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而他自己却在第一时间赶赴武汉，继续救死扶伤。

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工作中，李兰娟对浙江省非典防治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

2020年，李兰娟公布两种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