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空播放记录
剧照
更新时间：2024-06-14 00:34
详细剧情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当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影片的主角老东家（张国立 饰），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陈道明 饰），还是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相的美国记者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劳迪 Adrien Brody 饰），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绝望无止的逃生坎途，中华民族多舛命运的苦难一斑…… 本片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
长篇影评
1 ) 一天看完《少年派》和《1942》的许多感受
作为一名——游民，而且我多次强调，是，有业，游民，非无业游民，我觉得这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忙里偷闲从每日的上网睡觉看小说看电影接着睡觉等一项项重要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腾出一天时间出门去电影院看两部电影，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先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很有问题。乍一看我以为是儿童电影，最多算是一部《地心历险记》水平的奇幻电影，我是丝毫提不起来兴趣。但是作为装逼文艺青年聚集地的豆瓣却给了9分的高分也让我十分诧异，作为一名入门级装逼伪文艺青年我深知，给一部儿童科幻冒险电影打5星是一件多么TM丢脸的事情啊！所以，我以我多年的装逼经验推断出，这个电影必有蹊跷，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看了一下。 画面就不说了，美就一个字儿，震撼你好几次。我是十分讨厌带3D眼镜的，带眼镜的同学都会懂的，简直是伤不起，但是这部电影看完之后，让我觉得，带了就带了吧，就足以说明画面还是十分精美的。如果这部电影只拍到100分钟，以PI的美满家庭为结尾，那我觉得说他是跟《地心历险记》一个水平线的电影简直就是埋汰后者，那它注定只能6分，最多画面加一分，7分不能再多了，也许可以算是一部动物世界或者人与自然的加强2.0版，李安是赵忠祥的升级版。但让它得到9分的关键我认为就在于最后20分钟的情节反转，一切隐喻若隐若现的浮出水面，一切前面埋下的伏笔让人知道都是有意义的而非故弄玄虚——用高中老师对作文的评语就是，它得到了升华！你别问我它究竟隐喻了什么暗示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没看懂，或者说我看了一遍之后，没太看懂，豆瓣有影评把它分析的还算透彻可以去GOOGLE百度一下豆瓣之后找来看看，关于人性啊宗教啊信仰啊都说的挺多。装逼青年都认为看不懂的电影才是有内涵的好电影，或者他俩成必要条件，我也不能赞同更多。因为不懂，才带来思考，带来思考，然后...接着思考，最后是你得到了升华！看过笑过哭过就过去的电影，没什么好留恋的。 哭过就过去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是个很好的例子。 容我记忆出现偏差，当年《大地震》上映的时候，有个人我忘记是不是冯小刚了，说过“看这个电影，不哭不是中国人。”这句话，还说当年进电影院都是给观众发纸巾的，据说上次粗现看电影发纸巾的盛况都可以追溯到90年代催泪大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上映的时候了，所以《大地震》这部电影的效果可见一斑。由于青春年少叛逆心强烈，对于这种“不哭不是中国人”“不顶不是中国人”“不转发不是中国人”的种种善意诅咒我一向是照单全收的，所以《大地震》我强忍着免费领纸巾的诱惑没有去看，至今也没看过。我没发言权。但得益于经常看豆瓣，经常看见一种意见就是这是一部除了过于煽情而把人感动哭了的催泪大片之外，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和思考的快餐电影——权当转述他人言论。 可能是冯导也意识到了上次《大地震》煽情煽的有点儿过了以至于让人觉得做作，所以这次的《1942》感觉还是挺憋着劲儿的把情绪包裹住——我觉得做的挺到位的，满满当当的电影院有人哭有人笑，恩，挺好的。这电影里不时透着一股冯氏幽默的劲儿，恍惚让人有种当年《甲方乙方》那时候的感觉，但放在这悲剧的大背景下的电影里，就只能说是黑色幽默了，至少我是十分笑不出，最多算苦笑不能再多。我是十分怀疑那些在看过这部电影中最悲戚部分之后为了导演耍的那点儿小聪明而甩的那点儿小包袱以显示导演的小幽默的小桥段还能TM哈哈大笑的人们的大脑是怎么构成的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沟回，或者说真的把这部电影当成一部放松休闲的娱乐电影了？如果是前者，只能说观众作为人是不成功的。若是后者，只能说导演是不成功的。还是我上纲上线了？原谅我又想起来鲁迅先生当年留学日本时的见闻了。 冯小刚觉得只拍喜剧已经不能体现他大师的功底了，以前他是代表普通民众来吐槽这操蛋的生活，现在他觉得应该是他代表来反思的时候了。拍悲剧是很体现功底，问题是，每次的悲剧题材都必须放在一个特别大的社会背景下，就显得导演很不自信。我记得当时《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跟谁说过，这种题材，谁拍谁火，谁拍谁票房好，谁拍都能把观众拍哭——这么说偏激了，但也说明，用国民的伤痛来消费国民的眼泪，这种行为本身就没有TM什么技术含量，大导演们一次次用揭伤疤的方式来告诉民众：别TM忘了以前是这个样子滴！顺便再说没事儿我帮你回忆回忆历史给我点儿票房钱就行不用客气，真心是不厚道。我能记起来的，就有《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这次又来到了1942年的大灾荒，看着同胞被饿死，被日寇的机枪扫死，被国民党的军队打死，作为一名中国人但凡是个人都会悲愤，但问题是，中国历史几千年，被饿死的同胞不计其数，天灾人祸从来就没断过，就拿近代史来说1942年也不是最后一次——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次，我实在看不出这部电影可以让人们记忆深刻以至于反思以至于前进的点在哪里。难道仅仅因为这部电影的政治正确性？那真是让人呵呵了个呵呵了的8亿票房了。拍喜剧觉得没劲，拍悲剧你说我故意煽又做作，这次好容易我不煽情了，还是离不开一个国难大背景，我觉得导演也挺没劲的。 说悲剧，最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48年意大利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黑白电影，两个男主角都是从大马路上拉来的，没有大背景，算起来也是意大利战后重建。但当最后一幕，儿子拉住父亲的手，父亲在人流中留下眼泪的时候我是觉得真的被震撼了。算了说跑题了，我只是想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也可以让人产生极大的震撼的悲剧效果。 最后我想到的一点也是在观影过程中一直萦绕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们对新闻或者说是悲剧的一个快餐化的消化模式。这应该算是老生常谈了。微博上经常爆料出全国各地各种悲惨的事件，有些极轰动的，可能会持续好几周甚至引起全社会的大讨论，而有些“小”悲剧，可能上午被转发转发@@下午就没了。这也是消息流动太快的一个后果吧。以至于到这部电影，1942年的大饥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国人给人以烙印，还是有人可能看完电影就觉得，我管你1942年大饥荒我TM现在还欠着饥荒呢。历史是需要反思，但反思历史更大的价值应该是警示现世。前阵子看过的一部电影，《卢旺达饭店》，里面一句对白，一位西方记者说的：“你以为拍下来的东西就会有人看？如此就有人关心这儿的情况？我想不，我想他们会边看电视边说［天哪，那真恐怖！］然后继续吃晚饭。”这种情况何其似曾相识，当我们晚餐时间看着新闻联播里面的巴以冲突和非洲的种族屠杀，我们会说，真恐怖啊，怎么能这样？接下来就还是继续讨论房价的问题了。这难道是我们麻木不仁？我想也许是的，换种装逼的说法，是我们来不及悲伤。 所以回过头来看，《1942》的现实意义甚至都不及《金陵十三钗》，而后者在外国人眼中连伊朗的30万美金制作小电影都不及，那《1942》的意义除了撕国人伤疤圈钱以外我也找不到他存在的意义了。若真是想探讨人性的深刻问题，国产片还请放过大背景，大背景的政治与民族因素势必会掩盖影片中人性给人的思考。（日本的《入殓师》就是探讨人性的成功影片，尤其是里面的配乐与风光真的很美，当然还有广末凉子） 《战争之王》中也有一句对白：“地球上的人都会在战争中死去。”所以，战争是以上这一切悲剧的原罪，愿世界和平。 以上是我看完这两部电影的一些想法，抓紧记下，怕老了忘了。
2 ) 一九四二的记忆
和电影没什么关系。只是说姥姥的一九四二的。所以，不是影评。抱歉占了个格子发在了这里。
姥姥是当年跟随家人从河南逃荒逃到山西的。结果到了山西发现也活不下去.其父母决定死也要死在在河南，于是又往回走。还没走出山西，就支不住了。姥姥和姥姥的妹妹先后被送了人。其后便是几十年的亲情分割。文章是母亲四年前写的。看到《1942》上映，决定发出来。这是真实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来源于姥姥的回忆。无关电影。
姐妹情深 六十五年的牵挂
2008年4 月19日，农历戊子年三月十四。
早已和父母计划好了，这天要去建宁寻找失散多年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妹妹。说是寻找，其实已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目标，由于天气预报说有雨，且天气也一直阴沉，因此就没有出发。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后，看没下起雨来，母亲已是急不可奈，因为为了这一天，她已足足等了六十五年，于是我们一行七人就出发了。但没想到，车还没开出母亲住的家属区，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冥冥之中，似乎老天爷也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母亲年事已高，今年七十有四且行动不便，但六十五年前的一切却仍然历历在目，向我们说起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我也惊叹时间的巧合，六十五年前，也是春天，也是农历的三月中旬......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3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六日，我的外公外婆怀抱出生尚不足百天的姨妈，领着我8岁的母亲和我当时只有3岁的舅舅，从河南的武陟出发，踏上了逃荒之旅。一家五口，全部的生活家当就是一条破被子和一个花生饼。之所以北上，是想去山西壶关要回从前做小买卖时别人的欠款。兵慌马乱，民不聊生，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头顶上日本人的子弹飞来飞去，饿了就乞讨，冷了就五口人卷缩到一起取暖。从河南逃荒去往山西的路上，不知多少大姑娘小伙子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去了，更不用说年龄大一些的人。那种情形，那种年景，谁也顾不了谁，实在乞讨不上饭吃的，就只能就吃路边的死人。连续的奔波，外婆已饿得头晕目眩，怀中的姨妈一点奶水也没有。逃荒路上的人们还得躲避日本人的杀戮，遇打仗就藏匿到山旮旯里不敢出声，饿得死去活来的姨妈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即便是这样，外婆仍得捂着她的嘴，过一会给她放开让她喘口气，怕万一她哭出声音来被日本人发现了就都没命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壶关，一看，欠债人也穷得过不下去了。钱没要到，外婆外公想，就是死，也得死在河南家里。于是无奈的外公外婆只好往回返。还没走出山西，眼瞅着一家五口就都要饿死在路上了，外公外婆想：与其让8岁的女儿跟着他们饿死，还不如送与他人，也许还能活命。走投无路的外公外婆只好狠下心来将我的母亲卖给别人——8岁的母亲给她的亲人换来了一斗玉米。外公外婆告诉母亲说，会用这一斗玉米作为周转，捣成面做成窝头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然后再继续买玉米、做窝窝头，这样周转开后也许就能养家糊口，还能再把母亲赎回来。临走时外婆一直安慰母亲说，不要哭，我不走远，就在这附近做点小买卖，卖窝头和黄馍，等到能生活了就来领你。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外婆离开之前一再叮嘱母亲：记住咱家是河南武陟木兰店东石寺村。8岁的母亲从广袤的中原徒步走到太行山上的高平、壶关，哀鸿遍野，耳闻目睹的全是灾民、战争和死亡。死人堆里走过来的她格外懂事，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迫不得已，也明白跟着自己的爹娘将是生死未卜，只是不知道她的亲人将走向何方。母亲看到外婆怀中奄奄一息的妹妹，捡起卖自己时地上掉下的三四粒生玉米在口中嚼成糊状，连同唾液，口对口地吐到姨妈的嘴中，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她的亲人的诀别。外公外婆拿着卖我母亲得来的那一斗玉米，也拿到了满心的悲伤和痛苦，然而灾难仍没有放过这对可怜的夫妇。刚走到建宁的村口，玉米就被土匪抢了，还把外公的衣服剥了个精光，是外婆跪到地上一再给他们磕头说好话，土匪才给了外公一件外衣系到腰间算是遮羞，伤心欲绝的外公外婆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只想着死也死到自己的家乡，于是一路乞讨着往回返，山西之行的要帐之路成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之旅……
母亲一直期待她的家人都能活下去，但是二十年后才知道，我的外婆外公走了还不到100米远的距离，看着自己怀中刚够了百天的小女儿，已是奄奄一息，便随便敲开路边一户人家的大门，把女儿送给了人家，然后匆匆走开，只怕人家不要的话，自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饿死在自己的怀中。等感觉那户人家关了大门，外婆才又重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死死地记住：这是个丁字街，我的小女儿在这个大门里。解放后，外公外婆曾先后三次徒步重上太行山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找到丁字街，却再没能找到用围裙抱走自己那只有100天大的女儿的那户人家。外婆不敢去认领，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找到我的母亲后，她还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濮阳的姨妈：如果我有生之年找不见，你们也一定要去找找，告诉她她的生日和时辰，仅此而已，我生她但没办法养活她，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民国33年，公元1943年，28岁的外婆将两个女儿送了人，二十年后————我的母亲28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964年，新乡到长治北通了火车，我的裹足的外婆，悄悄爬到煤车上，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然后又徒步走到撇下自己亲生骨肉的地方-----高平建宁，却仍没有找到她朝思暮想的女儿，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送人的那个大女儿被送到了围城，至于那个小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三寸小脚的外婆又翻山越岭，徒步 30多公里从建宁走到城关的围城，到那再打听，才知我的母亲15岁就被嫁到了再顺着铁路往北走15华里叫寺庄的村里。于是外婆又徒步从围城到寺庄，许是外婆的执着感动了苍天，进到寺庄村里询问的第一个人就知道母亲，而且当时她们竟然就站在母亲的家门口。激动的外婆没作任何考虑就进到了母亲的家里，但此时此刻，受尽磨难的母亲，没有养父母和公公婆婆的同意，在见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亲生母亲后，居然不知所措，不敢上前相认。
母亲在15岁未结婚前，常常向她的继母请示去赶集，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去赶集，她衣不蔽体，身上也没有一分钱，谁也不清楚她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爱赶集。到了集市上，她从没买过任何东西，她只是找人，看有没有卖窝头的人，看那是不是自己的爹娘，自己用8岁的年龄换来的那一斗玉米是不是救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妹的命，她想让她的亲人知道，不管吃了多少苦，她还活着，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弟妹怎么样了，想知道自己的爹娘挣够了赎回自己的钱了没有。而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她总也见不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活着呢吗？他们还好吗？而直到二十年后，母亲才知道，她那只有100天的妹妹，就在同一天，就在离送下自己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一刻钟之内，不得已也送了人，自己可能已和她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了整整20年，却一无所知。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骑自行车，家庭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从没中断过寻找自己的亲妹妹，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她就向人家说起这段往事，并委托别人帮忙寻找和打听，而却总是杳无音信。有时有一点线索，却又总被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否定，就这样断断续续，总没有个结果，母亲甚至产生一些想像和幻觉，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年龄感觉和自己的妹妹差不多，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妹妹呀！但是一次次的失望也让母亲渐觉希望渺茫，于是将这个心愿慢慢地尘封了起来，后来我们姐妹几个参加工作后都也先后打听和寻找过，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逃荒到建宁的河南人已都找到了亲人，没听说哪一个还没找到，寻亲的事就这样被轻轻地搁置了，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忙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个人又都在自己的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她活着，但愿她过得还好。而母亲为了不给子女们找麻烦，把这个心愿打成结，深深地放到了心底，再也不见她轻易提起。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先后辞世。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行动愈来愈不方便。
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普通的饭局里，一个建宁的女人说道：“其实我的母亲是河南人，但至今也没找到亲生父母。曾有寺庄的一个照相的去找过多次，由于我的爷爷奶奶的阻拦，就没敢见面。我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有那么高的时候（她用手势比画大约有8岁小孩的身高）邻居悄悄告诉她：‘你不是建宁人，你是河南人。你现在的父母对你很好，他们养活你很不容易，你可不能去认你的亲生父母而忘了你的养父母’。而我的爷爷奶奶膝下并无其他子女，对我母亲确实很好，于是我母亲没想、也不敢且也没那个能力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个想法也就打成了结，沉到心的最底层，直到我的爷爷奶奶先后过世，我母亲才又重新产生了这个念头，但又无从找起。曾有许多来相认的，感觉都不像，来往也是断断续续，可以说，我母亲一直没找到她的根在何处。”而坐在对面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姐，她听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说：寺庄那个去找寻过多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一切仿佛如梦境，消息迅速在全家传开，二姐专程跑到建宁，想去确认一下。说起经历来非常像，一看长相却与我母亲及小姨妈都不太相似，再说年龄就感觉更不相符，起码相差三岁，于是此事便又是轰轰烈烈提起，又轻轻地放下了，我们亦已不再抱什么希望。半个月前，我的小姨妈从濮阳来我家小住，姐妹俩又说起那个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人--母亲的亲妹妹、姨妈的亲姐姐，思念亲人的感情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这次无论如何姐妹俩也要去看看，究竟她是不是亲秭妹！作为子女，这次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于是就择日而行。
65年前，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满目疮痍。而今天，淅淅沥沥的春雨将我们的心情也打得异常的悲伤，整整65年，重新回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方，母亲努力去记忆深处找寻那往日的影像，老街还在；窄窄的、曾经住过一晚的那个院落仍依稀可辨。但最主要的，母亲还是寻找那个外婆交待过的丁字街，那个把妹妹送与别人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人非物不是，能机器1942年左右事情的，起码也得在80岁以上，找到的寥寥几人，亦不知我们所云。于是直奔那曾经定下的目的地，进得人家的大门，母亲便泪眼婆娑，三人相见，比比耳朵，比比个头，比比手，似曾相识，此时此刻，真希望有人能作证：这就是我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你们孩子们互相的姨妈，希望奇迹就发生在现在，希望奇迹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时间就在这里定格，感情就在这里交融…… 对医学，我们不懂，天真地想着科学这么发达，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论，一问，不行，只能做亲子鉴定，姐妹之间无法鉴定！但愿不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所有人都非常失望。
农历的三月二十，65年前，也是这一天--农历的三月二十，我的外公外婆将她的两个女儿无奈地送与了他人。而今天，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来与她心目中的亲姐姐和亲妹妹团聚，不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使她们的心很近很近。不是似曾相识，却胜过旧友重逢，此情此景，谁都不忍心去探究：究竟是不是所要找的人？而我只想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亲外甥亲外甥女，但我实在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奄奄一息被送了人的姨妈？
2008年4月25日
姥姥是当年跟随家人从河南逃荒逃到山西的。结果到了山西发现也活不下去.其父母决定死也要死在在河南，于是又往回走。还没走出山西，就支不住了。姥姥和姥姥的妹妹先后被送了人。其后便是几十年的亲情分割。文章是母亲四年前写的。看到《1942》上映，决定发出来。这是真实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来源于姥姥的回忆。无关电影。
姐妹情深 六十五年的牵挂
2008年4 月19日，农历戊子年三月十四。
早已和父母计划好了，这天要去建宁寻找失散多年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妹妹。说是寻找，其实已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目标，由于天气预报说有雨，且天气也一直阴沉，因此就没有出发。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后，看没下起雨来，母亲已是急不可奈，因为为了这一天，她已足足等了六十五年，于是我们一行七人就出发了。但没想到，车还没开出母亲住的家属区，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冥冥之中，似乎老天爷也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母亲年事已高，今年七十有四且行动不便，但六十五年前的一切却仍然历历在目，向我们说起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我也惊叹时间的巧合，六十五年前，也是春天，也是农历的三月中旬......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3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六日，我的外公外婆怀抱出生尚不足百天的姨妈，领着我8岁的母亲和我当时只有3岁的舅舅，从河南的武陟出发，踏上了逃荒之旅。一家五口，全部的生活家当就是一条破被子和一个花生饼。之所以北上，是想去山西壶关要回从前做小买卖时别人的欠款。兵慌马乱，民不聊生，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头顶上日本人的子弹飞来飞去，饿了就乞讨，冷了就五口人卷缩到一起取暖。从河南逃荒去往山西的路上，不知多少大姑娘小伙子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去了，更不用说年龄大一些的人。那种情形，那种年景，谁也顾不了谁，实在乞讨不上饭吃的，就只能就吃路边的死人。连续的奔波，外婆已饿得头晕目眩，怀中的姨妈一点奶水也没有。逃荒路上的人们还得躲避日本人的杀戮，遇打仗就藏匿到山旮旯里不敢出声，饿得死去活来的姨妈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即便是这样，外婆仍得捂着她的嘴，过一会给她放开让她喘口气，怕万一她哭出声音来被日本人发现了就都没命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壶关，一看，欠债人也穷得过不下去了。钱没要到，外婆外公想，就是死，也得死在河南家里。于是无奈的外公外婆只好往回返。还没走出山西，眼瞅着一家五口就都要饿死在路上了，外公外婆想：与其让8岁的女儿跟着他们饿死，还不如送与他人，也许还能活命。走投无路的外公外婆只好狠下心来将我的母亲卖给别人——8岁的母亲给她的亲人换来了一斗玉米。外公外婆告诉母亲说，会用这一斗玉米作为周转，捣成面做成窝头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然后再继续买玉米、做窝窝头，这样周转开后也许就能养家糊口，还能再把母亲赎回来。临走时外婆一直安慰母亲说，不要哭，我不走远，就在这附近做点小买卖，卖窝头和黄馍，等到能生活了就来领你。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外婆离开之前一再叮嘱母亲：记住咱家是河南武陟木兰店东石寺村。8岁的母亲从广袤的中原徒步走到太行山上的高平、壶关，哀鸿遍野，耳闻目睹的全是灾民、战争和死亡。死人堆里走过来的她格外懂事，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迫不得已，也明白跟着自己的爹娘将是生死未卜，只是不知道她的亲人将走向何方。母亲看到外婆怀中奄奄一息的妹妹，捡起卖自己时地上掉下的三四粒生玉米在口中嚼成糊状，连同唾液，口对口地吐到姨妈的嘴中，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她的亲人的诀别。外公外婆拿着卖我母亲得来的那一斗玉米，也拿到了满心的悲伤和痛苦，然而灾难仍没有放过这对可怜的夫妇。刚走到建宁的村口，玉米就被土匪抢了，还把外公的衣服剥了个精光，是外婆跪到地上一再给他们磕头说好话，土匪才给了外公一件外衣系到腰间算是遮羞，伤心欲绝的外公外婆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只想着死也死到自己的家乡，于是一路乞讨着往回返，山西之行的要帐之路成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之旅……
母亲一直期待她的家人都能活下去，但是二十年后才知道，我的外婆外公走了还不到100米远的距离，看着自己怀中刚够了百天的小女儿，已是奄奄一息，便随便敲开路边一户人家的大门，把女儿送给了人家，然后匆匆走开，只怕人家不要的话，自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饿死在自己的怀中。等感觉那户人家关了大门，外婆才又重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死死地记住：这是个丁字街，我的小女儿在这个大门里。解放后，外公外婆曾先后三次徒步重上太行山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找到丁字街，却再没能找到用围裙抱走自己那只有100天大的女儿的那户人家。外婆不敢去认领，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找到我的母亲后，她还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濮阳的姨妈：如果我有生之年找不见，你们也一定要去找找，告诉她她的生日和时辰，仅此而已，我生她但没办法养活她，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民国33年，公元1943年，28岁的外婆将两个女儿送了人，二十年后————我的母亲28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964年，新乡到长治北通了火车，我的裹足的外婆，悄悄爬到煤车上，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然后又徒步走到撇下自己亲生骨肉的地方-----高平建宁，却仍没有找到她朝思暮想的女儿，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送人的那个大女儿被送到了围城，至于那个小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三寸小脚的外婆又翻山越岭，徒步 30多公里从建宁走到城关的围城，到那再打听，才知我的母亲15岁就被嫁到了再顺着铁路往北走15华里叫寺庄的村里。于是外婆又徒步从围城到寺庄，许是外婆的执着感动了苍天，进到寺庄村里询问的第一个人就知道母亲，而且当时她们竟然就站在母亲的家门口。激动的外婆没作任何考虑就进到了母亲的家里，但此时此刻，受尽磨难的母亲，没有养父母和公公婆婆的同意，在见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亲生母亲后，居然不知所措，不敢上前相认。
母亲在15岁未结婚前，常常向她的继母请示去赶集，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去赶集，她衣不蔽体，身上也没有一分钱，谁也不清楚她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爱赶集。到了集市上，她从没买过任何东西，她只是找人，看有没有卖窝头的人，看那是不是自己的爹娘，自己用8岁的年龄换来的那一斗玉米是不是救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妹的命，她想让她的亲人知道，不管吃了多少苦，她还活着，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弟妹怎么样了，想知道自己的爹娘挣够了赎回自己的钱了没有。而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她总也见不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活着呢吗？他们还好吗？而直到二十年后，母亲才知道，她那只有100天的妹妹，就在同一天，就在离送下自己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一刻钟之内，不得已也送了人，自己可能已和她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了整整20年，却一无所知。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骑自行车，家庭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从没中断过寻找自己的亲妹妹，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她就向人家说起这段往事，并委托别人帮忙寻找和打听，而却总是杳无音信。有时有一点线索，却又总被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否定，就这样断断续续，总没有个结果，母亲甚至产生一些想像和幻觉，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年龄感觉和自己的妹妹差不多，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妹妹呀！但是一次次的失望也让母亲渐觉希望渺茫，于是将这个心愿慢慢地尘封了起来，后来我们姐妹几个参加工作后都也先后打听和寻找过，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逃荒到建宁的河南人已都找到了亲人，没听说哪一个还没找到，寻亲的事就这样被轻轻地搁置了，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忙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个人又都在自己的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她活着，但愿她过得还好。而母亲为了不给子女们找麻烦，把这个心愿打成结，深深地放到了心底，再也不见她轻易提起。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先后辞世。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行动愈来愈不方便。
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普通的饭局里，一个建宁的女人说道：“其实我的母亲是河南人，但至今也没找到亲生父母。曾有寺庄的一个照相的去找过多次，由于我的爷爷奶奶的阻拦，就没敢见面。我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有那么高的时候（她用手势比画大约有8岁小孩的身高）邻居悄悄告诉她：‘你不是建宁人，你是河南人。你现在的父母对你很好，他们养活你很不容易，你可不能去认你的亲生父母而忘了你的养父母’。而我的爷爷奶奶膝下并无其他子女，对我母亲确实很好，于是我母亲没想、也不敢且也没那个能力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个想法也就打成了结，沉到心的最底层，直到我的爷爷奶奶先后过世，我母亲才又重新产生了这个念头，但又无从找起。曾有许多来相认的，感觉都不像，来往也是断断续续，可以说，我母亲一直没找到她的根在何处。”而坐在对面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姐，她听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说：寺庄那个去找寻过多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一切仿佛如梦境，消息迅速在全家传开，二姐专程跑到建宁，想去确认一下。说起经历来非常像，一看长相却与我母亲及小姨妈都不太相似，再说年龄就感觉更不相符，起码相差三岁，于是此事便又是轰轰烈烈提起，又轻轻地放下了，我们亦已不再抱什么希望。半个月前，我的小姨妈从濮阳来我家小住，姐妹俩又说起那个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人--母亲的亲妹妹、姨妈的亲姐姐，思念亲人的感情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这次无论如何姐妹俩也要去看看，究竟她是不是亲秭妹！作为子女，这次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于是就择日而行。
65年前，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满目疮痍。而今天，淅淅沥沥的春雨将我们的心情也打得异常的悲伤，整整65年，重新回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方，母亲努力去记忆深处找寻那往日的影像，老街还在；窄窄的、曾经住过一晚的那个院落仍依稀可辨。但最主要的，母亲还是寻找那个外婆交待过的丁字街，那个把妹妹送与别人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人非物不是，能机器1942年左右事情的，起码也得在80岁以上，找到的寥寥几人，亦不知我们所云。于是直奔那曾经定下的目的地，进得人家的大门，母亲便泪眼婆娑，三人相见，比比耳朵，比比个头，比比手，似曾相识，此时此刻，真希望有人能作证：这就是我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你们孩子们互相的姨妈，希望奇迹就发生在现在，希望奇迹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时间就在这里定格，感情就在这里交融…… 对医学，我们不懂，天真地想着科学这么发达，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论，一问，不行，只能做亲子鉴定，姐妹之间无法鉴定！但愿不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所有人都非常失望。
农历的三月二十，65年前，也是这一天--农历的三月二十，我的外公外婆将她的两个女儿无奈地送与了他人。而今天，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来与她心目中的亲姐姐和亲妹妹团聚，不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使她们的心很近很近。不是似曾相识，却胜过旧友重逢，此情此景，谁都不忍心去探究：究竟是不是所要找的人？而我只想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亲外甥亲外甥女，但我实在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奄奄一息被送了人的姨妈？
2008年4月25日
3 ) 只有在嘲笑神的时候，大家是团结一致地
电影看过了，很多评论也看过了。life of PI也看过了。
作为一个主妇，做好家务，来写写影评。
观影感受
整部片充满喜感，因为张国立，张默，徐帆，冯远征都很搞笑。
然后发生的事，心里大约有数。
我看见这么多人，就知道要多少死多少。
我看到大小姐拿只猫，我就知道猫要死，小姐要做小姐。
我看到地主老财，就知道他肯定是人财两失。
我看到孕妇，就看到流产，这有惊喜哦，还是生下来了。
我看到老外，就知道正义来啦。
我看到官员，就知道准要腐败。
我看见日本人，就知道要杀人了。
我看到蒋公，就知道他肯定要流泪啦。
所以基本毫无意外地看了一场充满cliché的电影。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哦！
-------------------------------------------
日本人说的对吗？
我就觉得日本人说的那句，
他们先是人，再是中国人。
听了很震撼！
人，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能战胜困难，舍己为人，做科学家，做艺术家，
也能3p，群交，饿急了还会吃人肉。
做中国人呢，wa，要求可就高了，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要立场鲜明，坚决斗争，要吃苦耐劳，绝不贪图享乐。
要严肃紧张，团结活泼，还要理性爱国哦。
要三十而立，娶妻生子，还有铁饭碗，最后抱着曾孙寿终正寝。
好大难度！！
这些日本人，认为这些中国人，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
听了这话，是该给日本人一大巴掌，说：坏人！
还是流下两行热泪，说一声：只有你懂我。
日本人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愿意信那个呢。
-------------------------------------------
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么？
1942我和我妈一起看的，
我妈革命老太太，绝对正牌中国人。
她看了，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共产党人的好片子。
因为里面反映很多腐败，国民政府无能啊。
我心想：难道这里的人民，你不觉得不同么？
我觉得1942和平时抗战电视连续剧不同在，
里面没有大唱：地道战～嘿！地道战，嘀嗒嘀嗒千千万（忘歌词）
里面全是积贫积弱地，没头苍蝇一样的，野草枯穗一样的，人。
那些兵，说实话，不也是老百姓的儿子。
而且这些老百姓，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淳朴，善良的样子。
都是些自私，软弱，打酱油，啥是道德底线，能吃么等等情态。
如果还有一次战争，和饥荒。
你说，能有多少不同？从官，到富人，到老百姓，能有多少进步？
日本海啸，中国在抢盐。
我去超市看过，真的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
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互相关爱，听的我，假的都要哭了。
如今很多问题，也是老骂党，老骂党，
可是公务猿是禽兽，考公务猿的还不是逐年递增，
说保卫钓鱼岛，边远地区的公务职位还不是无人问津。
一人当官，七大姑八大姨全来求办事。
教育腐败，照样抄。
人心不古，晚上照样去共体路，
食品有毒，不是照样有人买单，
空气污浊，开车还不是准点到大街上排队！
这社会风气快成无数个屁了，难道真是党的不对么。
你说清朝成那样，都是清政府无能，
当时民国成那样了，都是国民党无能？
如今成这样，都是共产党无能？
还是？the rest of us，一直坚定按自己道理存活的这些普通人，
也不tm怎么样。
这两个观点，你信哪个呢？
-------------------------------------------
从这角度看，这电影还是有大乾坤地。
可惜，他就是很难称为全世界共同的大电影。
很简单，因为这点道理，就是中国这帮子人不懂。
一百多年了，
不维护建立共同的基本价值，
没有法律捍卫大家的共同认识。
没有武力去捍卫法律，大众权益。
就知道领土，和谁的领导。有什么用啊，
人心早散了，队伍早没了，还占着个地有什么用啊
兵兵将将与民争食，日本人没来粮食就被吃完了，这算干嘛滴啊。
人民之间只知道互相残害，大老远来要工人，都不知道接济点粮食。
难民，到了哪就烧杀抢掠，比日本鬼子不弱，谁开门迎你们啊。
各种负能量，
就知道一起嘲笑神父。
嘲笑神父，嘲笑神的时候，
大家找到了共同点，所见之处，都是笑脸。
一起嘲笑神明，嘲笑这个，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百无一用的神。
哈哈地～～
难怪神都不眷顾了
希望寄于明天吧。
但这次最好人人参与，不要再打酱油啦
（电影在这些情节的表现上，还是挺分水岭的，可惜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就我们不知道的废话）
作为一个主妇，做好家务，来写写影评。
观影感受
整部片充满喜感，因为张国立，张默，徐帆，冯远征都很搞笑。
然后发生的事，心里大约有数。
我看见这么多人，就知道要多少死多少。
我看到大小姐拿只猫，我就知道猫要死，小姐要做小姐。
我看到地主老财，就知道他肯定是人财两失。
我看到孕妇，就看到流产，这有惊喜哦，还是生下来了。
我看到老外，就知道正义来啦。
我看到官员，就知道准要腐败。
我看见日本人，就知道要杀人了。
我看到蒋公，就知道他肯定要流泪啦。
所以基本毫无意外地看了一场充满cliché的电影。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哦！
-------------------------------------------
日本人说的对吗？
我就觉得日本人说的那句，
他们先是人，再是中国人。
听了很震撼！
人，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能战胜困难，舍己为人，做科学家，做艺术家，
也能3p，群交，饿急了还会吃人肉。
做中国人呢，wa，要求可就高了，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要立场鲜明，坚决斗争，要吃苦耐劳，绝不贪图享乐。
要严肃紧张，团结活泼，还要理性爱国哦。
要三十而立，娶妻生子，还有铁饭碗，最后抱着曾孙寿终正寝。
好大难度！！
这些日本人，认为这些中国人，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
听了这话，是该给日本人一大巴掌，说：坏人！
还是流下两行热泪，说一声：只有你懂我。
日本人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愿意信那个呢。
-------------------------------------------
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么？
1942我和我妈一起看的，
我妈革命老太太，绝对正牌中国人。
她看了，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共产党人的好片子。
因为里面反映很多腐败，国民政府无能啊。
我心想：难道这里的人民，你不觉得不同么？
我觉得1942和平时抗战电视连续剧不同在，
里面没有大唱：地道战～嘿！地道战，嘀嗒嘀嗒千千万（忘歌词）
里面全是积贫积弱地，没头苍蝇一样的，野草枯穗一样的，人。
那些兵，说实话，不也是老百姓的儿子。
而且这些老百姓，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淳朴，善良的样子。
都是些自私，软弱，打酱油，啥是道德底线，能吃么等等情态。
如果还有一次战争，和饥荒。
你说，能有多少不同？从官，到富人，到老百姓，能有多少进步？
日本海啸，中国在抢盐。
我去超市看过，真的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
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互相关爱，听的我，假的都要哭了。
如今很多问题，也是老骂党，老骂党，
可是公务猿是禽兽，考公务猿的还不是逐年递增，
说保卫钓鱼岛，边远地区的公务职位还不是无人问津。
一人当官，七大姑八大姨全来求办事。
教育腐败，照样抄。
人心不古，晚上照样去共体路，
食品有毒，不是照样有人买单，
空气污浊，开车还不是准点到大街上排队！
这社会风气快成无数个屁了，难道真是党的不对么。
你说清朝成那样，都是清政府无能，
当时民国成那样了，都是国民党无能？
如今成这样，都是共产党无能？
还是？the rest of us，一直坚定按自己道理存活的这些普通人，
也不tm怎么样。
这两个观点，你信哪个呢？
-------------------------------------------
从这角度看，这电影还是有大乾坤地。
可惜，他就是很难称为全世界共同的大电影。
很简单，因为这点道理，就是中国这帮子人不懂。
一百多年了，
不维护建立共同的基本价值，
没有法律捍卫大家的共同认识。
没有武力去捍卫法律，大众权益。
就知道领土，和谁的领导。有什么用啊，
人心早散了，队伍早没了，还占着个地有什么用啊
兵兵将将与民争食，日本人没来粮食就被吃完了，这算干嘛滴啊。
人民之间只知道互相残害，大老远来要工人，都不知道接济点粮食。
难民，到了哪就烧杀抢掠，比日本鬼子不弱，谁开门迎你们啊。
各种负能量，
就知道一起嘲笑神父。
嘲笑神父，嘲笑神的时候，
大家找到了共同点，所见之处，都是笑脸。
一起嘲笑神明，嘲笑这个，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百无一用的神。
哈哈地～～
难怪神都不眷顾了
希望寄于明天吧。
但这次最好人人参与，不要再打酱油啦
（电影在这些情节的表现上，还是挺分水岭的，可惜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就我们不知道的废话）
4 ) 慈悲拯救不了被爆米花填充的灵魂
我曾将本片列为岁末观影清单的首位，所以失望挺严重——坦白说，逃难到六十一天时，冯导离我的期望就已不止了三百里地。当然，如果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可能会看它更顺眼一些。但既然都是讲述饥饿的故事，就难免拿来比较：冯导用的是工笔，或许也算大师了；但李安是梵高，是毕加索。所以想想，也没什么可比较。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
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
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
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
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
5 ) 生活在当代的还算幸福的普通人，要什么想法？
看完这部电影你是会深究过去，痛骂日本人，痛骂果党，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愤慨？还是会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粮食，珍惜放下的幸福生活？亦或者发出凭什么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反思？
是在b站看的，满屏的弹幕，嬉笑怒骂，也是百态人生了，一开始还会看看弹幕，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配合弹幕，越来越觉得浪费，干脆关了弹幕，纯看一部电影。
每一慕其实都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记得电影里出现传教士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中国人就是没有信仰。看到这个真的很纳闷，就像最后张涵予饰演的那个传教士和father的那段对话：人们在受苦，上帝看的到吗？看到了为什么不来解救？上帝看到的，但是在和魔鬼斗争？上帝打不过魔鬼，那我相信他做什么？不能怀疑上帝。瞬间就想说，EXM，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信仰了，上帝顾不了你，但是你不能怀疑上帝对你的爱。我想说这样说起来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更真实，更现实，那就是大自然，我们所说的老天爷。还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已经不记得几几年了，那一年十里八乡大旱，可是唯独一个村子的水源没有干涸。在大家都喊着希望老天爷也眷顾的时候，那个村子自然也是敬天。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也许只不过是那个村子的地理位置也许比较好，适合储存水源。但是人们就是会去敬畏那些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事物，相信肯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支配，高高在上，悲悯世人，惩戒恶人，看不见听不了，但是一定是存在在，潜意识里对大自然的敬畏，难道不也是一种信仰？信仰是什么，说多了都是虚幻，特定时候，可以让人们活下来的，那就是信仰，大多数时候不就是自我的打气加油，谁和谁又有不同？
历史应该铭记，只不过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印象更多的存在于书本中。历史的原貌，大概更深刻的就是通过类似于1942这样的影像形式了。可是铭记历史是应该永远记着仇恨，寻找也许我们这些普通级别的人永远无法知道的真相还是铭记，强国安民，哪怕是动荡的时候，也不再被欺凌呢？当然是后者吧。大概每个人看这部电影，最大的触动依然莫过于现在真挺幸福的。这世界上没有完美，但是有相对。太复杂的东西，深究起来，徒增烦恼，倒不如，每一天都去珍惜，每一天都去好好的过。很多很多人的一生，也大抵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在向谁祈愿，但依然会在心里默默的祝愿，一切都好。
是在b站看的，满屏的弹幕，嬉笑怒骂，也是百态人生了，一开始还会看看弹幕，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配合弹幕，越来越觉得浪费，干脆关了弹幕，纯看一部电影。
每一慕其实都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记得电影里出现传教士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中国人就是没有信仰。看到这个真的很纳闷，就像最后张涵予饰演的那个传教士和father的那段对话：人们在受苦，上帝看的到吗？看到了为什么不来解救？上帝看到的，但是在和魔鬼斗争？上帝打不过魔鬼，那我相信他做什么？不能怀疑上帝。瞬间就想说，EXM，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信仰了，上帝顾不了你，但是你不能怀疑上帝对你的爱。我想说这样说起来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更真实，更现实，那就是大自然，我们所说的老天爷。还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已经不记得几几年了，那一年十里八乡大旱，可是唯独一个村子的水源没有干涸。在大家都喊着希望老天爷也眷顾的时候，那个村子自然也是敬天。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也许只不过是那个村子的地理位置也许比较好，适合储存水源。但是人们就是会去敬畏那些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事物，相信肯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支配，高高在上，悲悯世人，惩戒恶人，看不见听不了，但是一定是存在在，潜意识里对大自然的敬畏，难道不也是一种信仰？信仰是什么，说多了都是虚幻，特定时候，可以让人们活下来的，那就是信仰，大多数时候不就是自我的打气加油，谁和谁又有不同？
历史应该铭记，只不过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印象更多的存在于书本中。历史的原貌，大概更深刻的就是通过类似于1942这样的影像形式了。可是铭记历史是应该永远记着仇恨，寻找也许我们这些普通级别的人永远无法知道的真相还是铭记，强国安民，哪怕是动荡的时候，也不再被欺凌呢？当然是后者吧。大概每个人看这部电影，最大的触动依然莫过于现在真挺幸福的。这世界上没有完美，但是有相对。太复杂的东西，深究起来，徒增烦恼，倒不如，每一天都去珍惜，每一天都去好好的过。很多很多人的一生，也大抵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在向谁祈愿，但依然会在心里默默的祝愿，一切都好。
6 ) 谌旭彬：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
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
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
，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
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
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
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
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
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
，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
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
豫省灾情志略
1942，12，1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1942，12，3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1942，12，4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5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1942，12，7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1942，12，8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1942，12，10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1942，12，10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1942，12，11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1942，12，13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1942，12，14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1942，12，15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1942，12，16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1942，12，18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1942，12，19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1942，12，20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21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1942，12，28
豫枪决污吏
1942，12，29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1942，12，29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30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1942，12，31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
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
；《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
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
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
，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
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
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1942，9，12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1942，9，15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1942，9，30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1942，10，2
宣慰豫灾民
1942，10，7
查勘豫灾
1942，10，8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1942，10，25
豫灾民移垦
1942，10，29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1942，11，5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1942，12，3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1942，12，10
振济豫省灾民
1942，12，28
豫省灾荒目睹记
1942，12，28
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
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
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
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
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
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
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
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
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
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
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
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
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
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
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
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
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
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
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
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
”，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
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
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
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
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
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
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
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
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
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
：“（《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
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
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
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
，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
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
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
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
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
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
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
……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
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
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
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
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
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
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
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
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
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
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
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
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
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
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
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
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
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
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
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
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
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
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
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
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
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
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
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
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
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
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
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
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
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
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
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
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
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
《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
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
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
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
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
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
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
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
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
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
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
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
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
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
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
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
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
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
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
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
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
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
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
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
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
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
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
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
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
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
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
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
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
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
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
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
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
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
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
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
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
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
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
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
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
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
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
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
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
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
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
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
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
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
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
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
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
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
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
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
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
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
，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
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
“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
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
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
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
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
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
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
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
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
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
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
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
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
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
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
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
，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
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
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
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
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
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
，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
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
豫省灾情志略
1942，12，1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1942，12，3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1942，12，4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5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1942，12，7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1942，12，8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1942，12，10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1942，12，10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1942，12，11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1942，12，13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1942，12，14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1942，12，15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1942，12，16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1942，12，18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1942，12，19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1942，12，20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21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1942，12，28
豫枪决污吏
1942，12，29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1942，12，29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30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1942，12，31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
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
；《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
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
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
，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
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
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1942，9，12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1942，9，15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1942，9，30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1942，10，2
宣慰豫灾民
1942，10，7
查勘豫灾
1942，10，8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1942，10，25
豫灾民移垦
1942，10，29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1942，11，5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1942，12，3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1942，12，10
振济豫省灾民
1942，12，28
豫省灾荒目睹记
1942，12，28
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
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
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
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
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
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
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
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
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
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
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
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
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
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
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
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
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
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
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
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
”，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
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
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
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
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
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
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
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
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
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
：“（《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
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
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
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
，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
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
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
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
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
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
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
……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
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
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
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
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
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
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
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
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
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
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
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
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
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
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
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
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
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
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
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
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
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
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
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
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
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
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
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
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
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
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
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
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
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
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
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
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
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
《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
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
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
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
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
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
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
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
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
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
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
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
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
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
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
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
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
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
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
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
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
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
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
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
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
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
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
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
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
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
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
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
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
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
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
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
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
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
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
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
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
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
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
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
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
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
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
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
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
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
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
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
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
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
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
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
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
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
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
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
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
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
，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
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
“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
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
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
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
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
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
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
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
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
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
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
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
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
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
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敢于拍人祸的导演比只拍天灾的要更值得尊重。天灾只是人祸的体现，借古讽今，道尽中国人当今处境。贫富，上下，大家与小家，历史的维度上，中国人并没有本质改变，大众会懂这一声叹息。这种玄妙无需庙堂僧润色，只需江湖匠简单呈现。平民黄金八点档的简单通俗，注定会让高端影迷的逆反最终化为一碟醋。
冯灾难和冯段子，我觉得还是第二个稍好点儿。
从灾民逃荒拓展至政界/商界的讨论，点线面俱到，进而批判了国民政府的冷漠与腐败，倒不是不人道而是太务实。剧本改编扎实，群戏相得益彰，政府/逃荒两条线均衡适中，既顾及到小细节的感人又拥有大场面的震撼，稍许冯式幽默渗透其中。如果编导能只专注于戏剧，而不是过于展现悲惨，整体性会更上乘。
很明显《1942》这部残酷到让人失语的作品不太符合多数观众观影需求，难以理解为毛有好多人没有看片子就在那里叨叨说是烂片，咱们能理智一点吗？！无论票房与评分怎样，都不能掩盖这是一部绝对有诚意的伟大作品！从大众立场转换到精英立场的冯小刚这次遭受的考验不小...
可以不用对这部电影有敬意，但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年轻的时候应该多读书，老了才知道该怎么发力。
从头演到尾其实就一个字，苦。饥寒交迫的逃荒路还夹杂着日军轰炸，每隔几分钟一段伤感的配乐加死人，无节制的煽情的目的就是你必须得哭。说是天灾，归根到底还是人祸，这层意思其实还是拍出来了。只是委员长那条线太弱，原书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现在却成了鸡肋。幸亏刘震云小说里有很多妙处
1942,河南大灾，三千万人流离失所，不得不踏上逃荒路，加上日军的围堵，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政府把河南灾荒当作包袱，日本人却利用灾荒赢得河南战役。剧本扎实，镜头感值得称赞，演员表演到位，朴素真实，片尾人卖人的戏是整篇的高潮段落，把两个小时的挤压集中释放，冯小刚最佳影片！
原来当时我并没有看懂其中的真实和残酷
苦大仇深，平铺直叙，漫长的两个半小时毫无波澜，就像在看一部沉重的纪实片、太累。同样是历史和悲情，作为电影，不如《唐山大地震》来的轻松。不过，如果你喜欢《建党伟业》此类题材，到也是可以去瞅瞅。
饿死人的年代过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刘震云：继续逃荒的人就告诉他说，大爷，别往回走啊，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说，没想活着，就是想死的离家近一点。当他又往前走的时候，发现这个山坡上有一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趴在一个她妈的尸体上在哭。物伤其类，同病相怜，这老头说我得劝劝这孩子，过去就跟她说，妮儿啊，别哭了，身子都
我觉得这种片得让情绪递进，但是视角太多感受就散开了，很遗憾它没有预告片那么好，但也庆幸它没像大地震那样故意煽。
苦死了
他们沉默的走在中原大地上，无人问津
潼关，位于陕西渭南，是1942河南大逃荒一大目的地，也是这段苦难之旅的“终点”，很容易联想到“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千万颠沛流离，三百万饿殍漂野，天灾+人祸，主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靠自己，走下去，活下去。
真心没什么意思。这样类似题材的电影应该是没人能拍得过＜活着＞了。剪辑混乱。无用人物太多。情绪不到位。
“河南到死了多少人？”“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实际呢？”“大约三百万人。”
哈哈，回头再看看十年前的影评唏嘘不已，尤其是那些恶评说刻意渲染苦难的，电影是好电影，只不过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视角进行解读，近些年的见闻和经历让看懂片子的人越来越多了。电影并没有渲染，相反，在我看来反倒有种收着的谨慎，且看且珍惜，这种电影现在和以后也不会再有国产导演做了^_^
所有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刘震云如是说。这部片子就秉承了这一宗旨，悲剧氛围之下，处处都有引人发笑的对白。其实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悲剧的核，喜剧的壳，是很高明的玩法。可惜冯小刚有的只是小聪明，难成大气候。又想直面人性之复杂，又不敢深入点到即止。冯氏小机灵，可以休矣。
张国立演的真是贼好，不用说话，一看他的脸我就想哭，那表情太特么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