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它是一部纪录片，它又是一部故事片，这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

乍一看，这是一个上百度就能查明来龙去脉的旧案：1931年7月23日，以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为首的“反蒋派”，委托“斧头帮”帮主、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刺杀蒋介石的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案发后，大人物毫发无伤，无名小卒做了枪下冤魂。

但继续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人皆知的“刺宋案”底下，居然还隐藏着另一个诡谲莫测的凶案——刺公使案：日本特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刺日本驻华公使，并嫁祸“斧头帮”，以挑起事端，借机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于上海地界的一起局部事件，竟差点引爆两国战争，这就是“案中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那么，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是真的吗？

接近真实，却无法抵达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真实、逻辑真实、事实真实、艺术真实，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

拍摄历史纪录片，无非有以下三种“必杀技”。第一技，档案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像当然是最好的，但即便是影像资料，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技，口述历史，包括当事人采访、亲历者采访、见证者采访、专家采访。但是口述历史就一定很准确吗？不一定。对于年龄较大的亲历者而言，有些可能因为记忆遗忘，有些则可能因为选择性遗忘，比如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出于对自己有利，口述内容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在国外，口述历史更多被用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口述者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到某个细节时会尴尬？尴尬就是一个表情，虽然在语言上没有表达，但摄像机却能够及时捕捉到，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某种意蕴。

第三技，对当时场景的还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拍摄。比如四十年前我在这幢楼里上学，现在我来拍这栋楼，这是真实的吗？显然它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楼了。因此我认为，采取任何手段试图去恢复历史，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实，而永远无法抵达真实。

为了尽可能接近真实，《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不惜采用第四技：找人扮演。不仅如此，还有第五技、第六技，不仅找活人扮演，甚至还有蜡像、亡魂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这些手段，影片不仅再现了已知，还挖掘了未知：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历史的诡谲，以及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常态与无常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影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比史实真实更难得的真实，比真实呈现更具难度的呈现。

不仅“主观”，还要大大方方“主观”

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给人的另一个强烈印象。

任何类型的纪录片，哪怕没有解说词，它仍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就在于筛选和排列重组。选择拍这个或者拍那个，选择拍这一段或者拍那一段，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一个故事，无数细节，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这同样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部影片里，导演韩晶显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和重组，就连影片结尾的彩蛋，也无一遗漏地被纳入到重组的序列中。影片大胆地以一位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作为与往事对话的“角色符号”，进入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饱含“主观意识”的历史叙事，从容，坦荡，又不乏理性与克制。

这样筛选和重组的好处是，使影片具备了环环相扣的悬念和步步惊心的情节，吸引人往下看。同时，影片对事件细枝末节的雕刻，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运镜，既透露出纪录片追求史实真相的执拗，又展现了故事片对声画美学的超凡掌控能力。

细想之下还会发现，影片不仅再现了事件真相，更指出了事件导致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大的历史走向无可更改，但如果1931年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那么战争则可能提前爆发。而主张对华协调路线、反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重光葵，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当时的日本“鸽派”，一旦他在北站被刺身亡，则当时日本“鹰派”就会更加疯狂，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这，恐怕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自动添加的“主观”吧？

记录历史其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阿摩司.奥兹说：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记忆都难以是完整的、完全可信和可以被证明的。即使是当事人出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于事件的还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颇和遗漏。 这几年，看过太多讲述民国风云和往事的影视作品。民国是乱世，也是各方势力互相渗透的年代，有着传奇故事必不可少的时代背景，但是真正能讲好、讲出新意的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1931，刺杀宋子文》，算是难得的民国片精品。

从影片中看出，剧组显然搜集到了所有能搜集到历史资料和细节，抽丝剥茧后从中进行了精心筛选和编排。影片选用了一位亲历者唐腴胪以第一人称口吻来进行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多作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角色符号”融入其中，从现实和历史的多种维度来还原历史故事，以一种主观视角平静而坦然地态度阐述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细节。

这部电影类似古典小说中“章回体”的叙事模式，每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环环相扣，又相互铺陈，引人入胜。在大的历史事件描述上举重若轻，在人物性格和表现上雕刻生动，既体现记录电影客观真实的要求，又展现出一部扣人心弦的故事片必不可少的悬念氛围。

好作品还是值得去电影院细细体会。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风起云涌，创作队伍越来越平民化，题材越来越宽泛化。各种历史钩沉、凡人传奇、行业内幕故事纷纷登场，接受者在好奇、震惊之余，获得了阅历和知识的拓展、精神的愉悦。同时，非虚构写作已经突破了文字书写的单一样式，开始产生影像呈现、口述历史等新的形式。

　　用影像的方式进行非虚构写作，笔者姑且称之为非虚构电影。它看起来与纪录片相差无几，两者都追求真实。但纪录片更强调冷静、客观、中立的呈现，其倾向性隐藏在摄影机的注视与亲历者的讲述之中；非虚构电影则在记录性的特点之外，更重视详尽研究和场景的还原、重置，甚至毫不掩饰创作者的评价与想象。

　　日前上映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以下简称《刺宋》），就是一部非虚构电影。它聚焦于1931年的一桩真实刺杀事件（其实是两桩），假借一位死者的口吻，带领观众回到历史情境，去复现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梳理玄机重重的刺杀动机和过程，以及各种机缘巧合、阴差阳错中的历史真相。

　　从题材上看，《刺宋》符合一部悬疑片的要求。围绕“刺宋”这个核心事件，可以营造一种惊险刺激的氛围，可以围绕刺杀的准备、刺杀过程中的意外以及斗智斗勇，建立起丰富的情节起伏，其观影效果或许接近于《行动目标希特勒》（2008）。但是，打造成一部基于历史事件改编的故事片，《刺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无法建立一种“历史正义性”，同时也无法塑造一个能引起观众认同和共鸣的主人公。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以非虚构电影的面目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刺杀宋子文虽然在民国历史上并非惊天动地，但与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奇妙地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两人的刺杀都成功的话，必将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和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和迅速的影响。以非虚构电影表现这个题材，创作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进入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假设，又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再现将观众带入历史现场，还可以通过旁白和采访进行历史点评，并凸显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与意义。

　　影片的非虚构特点，使它具有纪录片的样貌和对历史细节进行考据的严谨，还可以通过电影化的方式为历史增添诸多隐喻的意味。例如，影片中许多转场都用了空镜头，包括雨中的树叶、历史建筑的外景、黑夜中的蒸汽火车等。这既可以舒缓节奏，又可以产生一定的意义延伸，营造特定的氛围，呼应人物的处境与情绪。此外，影片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构图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情绪。例如，重光葵在房间时，摄影机几次从吊扇处俯拍人物。缓慢转动的吊扇叶片搅动着不祥的阴影，对人物形成一种无形的挤压，进而将历史重压下的个体命运进行了影像化的表达。

　　如果是纪录片的话，由于当事人全部都不健在，“刺杀宋子文”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整理和后人讲述，或者旁人评述来还原历史，但《刺宋》则可以选择遇刺身亡的唐腴胪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是说，影片从一位“死魂灵”的角度，来揭开刺杀宋子文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相当于上帝视角，可以揭开历史隐秘的真相，又可以增加一份亲历性，并使许多评述和感情流露更加自然。

　　让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是《刺宋》最具创意，也最为高明的艺术处理策略。在历史的洪流中，这起没有成功的刺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唐腴胪来说却是一次无妄之灾。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吊诡：历史不会记住那些没有成功的“重大事件”，也不会记录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但小人物对于历史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甚至，在小人物身上可能承载了重大的历史后果，小人物的亲人也承担着在历史长河中不足为训，但对于个体来说力逾千钧的伤痛。

　　《刺宋》不仅体现了钩沉历史、还原现场的影像努力，还表达了一种具有人情味的历史立场。它从一位已死的小人物入手，以冷静的口吻去复现历史，同时又对历史中的诸多偶然性发出了哭笑不得的感慨，并以悲戚的心情去感受妻子内心的苦楚。正是在这里，历史不再以铁板一块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让观众看到了其背后的诸多算计、阴谋、意气用事，以及因多种偶然而对历史进行的改写。更重要的是，唐腴胪的叙述，使历史具有了情感的温度，具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历史感叹，以及对于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的缠绕关系的表达。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80多年以后历史现场的旧地重游，以及历史学者的评论，试图将这段历史与当下进行呼应。只是，这种呼应其实相当牵强，今天的观众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历史教训，或者对于这段历史产生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唐腴胪只是一个冤死鬼，他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这种过于感性，且来历不明的感慨，除了让观众发出“人生无常”的叹息之外，能使这段历史具有当代意义？

　　《刺宋》让亡故的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还带来了另一重叙事风险：唐腴胪并非事件真相的知晓者，他以亡灵的身份进行全知叙述，这是否会影响影片“非虚构”的定位？而且，影片力图兼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电影化的艺术感染力，是否会因过多的搬演性，而影响历史还原的粗砺质感？创新可贵，但由此带来的某些把握失当之处，也应当正视。影片在挖掘历史真相方面虽实证有余，但视野有限，有时会拘泥于人物信息的琐碎介绍。而且，影片一厢情愿地以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也过于武断和牵强。

　　当然，在今天这个喧嚣而躁动的年代，《刺宋》仍然值得鼓励。它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努力为历史加上情感的温度，并设想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尝试使历史成为当下的某种注脚或隐喻。这种创作的初衷与诚意，令人赞赏。（龚金平）

看了纪录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感慨有三： 一，吊诡的历史让人瞠目结舌。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有过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更多的人不知道在57天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还在中国上海发生过一起触目惊心的“北站血案”。 这起血案的刺杀目标是民国大名鼎鼎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妻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 许多读者观众大概都熟悉，“虚构”是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段之一，而“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那些可以虚构的艺术门类，将一个故事编的多么奇诡、奇葩，读者观众都不会挑眼，观众欣赏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体悟的是人生百味就够了，但<刺杀宋子文>这个纪录片的复杂和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悬念不断又扑朔迷离，在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下意识地发出：“这巧合也太多了”的质疑。然而，在影片结束后，影片最后告诉我，导演告诉我，历史学家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后代告诉我：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于是，笔者惯性的欣赏审看影视剧的审美经验短暂的崩塌了，大脑里情不自禁的蹦出几个字：历史才是最好的悬念大师！ 二、陌生的表现手段 作为一部纪录影片，该片的表现手段陌生又新鲜。导演摒弃了以往纪录片制作时，比如大量选取老照片，老场景和后期做旧等等手段，采取了以人物再现（演员出演历史人物），场景服化道再现等现代影视手法，再现了几十年前的波诡风云。 传统纪录影片给人的观影感受是，间离、回顾、审视、反思等效果，而该影片这些新表现手法的借鉴，给笔者的观影感受是：虽然是历史，却有种身临其境的带入感，会瞬间的产生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亲近感和关切感。 笔者以为，触动读者观众的七情六欲，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本源动力。 笔者通常在判断一部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时，作品是否有新鲜的表达，新鲜深刻的思考，是否有感官的冲击，来作为审美坐标。 显然该纪录片的导演，不走寻常路的表达，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是值得为其击掌点赞的，况且古今中外文化艺术史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典案例也比比皆是，这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不灭规律。 三、离奇吊诡的历史故事给人的启示 笔者喜欢历史，常常被历史沉淀淘洗后的厚重博大精髓深深震撼，被历史人物不同的命运而唏嘘不已。该纪录片选取了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吊诡之极，奇诡之极，奇上叠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本来是一个由日本军人精心策划，欲给侵华寻找借口，又要嫁祸于中国，交由上海大名鼎鼎的斧头帮来实施的暗杀事件，却因为一个个看起来很偶然的小错位，使该刺的没刺，不该刺的，刺死了，也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动错后了40多天，似乎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着一切…… 狭义上讲，宿命，是指人的一生，先天注定，带有迷信色彩。而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该片偏偏是拿这个太多的巧合叠加，又不带虚构的历史事实，来告诉我们宿命和命运，这两个命题的纠缠状态。宿命和命运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让我纠结不好评判的是它们是纠缠在一起，混沌在一起快了，它将我以往的许多认知带入重新思考，就仿佛物理学界发现的量子纠缠（不知这样比喻恰当否？），也让笔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两个命题的纠缠，这或许是该纪录片的另一种意义吧。

我们都是爱听故事的人，尤其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几个字，总能吊起胃口，仿佛一早就知道，现实中往往有着“编剧都不敢这么写”的曲折离奇。那么，一个真实非改编的故事，会有多好看呢？

两伙势力，在火车站出站口同时等待着，准备伏击两个都爱穿着白色西装的目标人物。一阵乱枪声过后，一个目标倒下，一个目标逃逸，两伙势力究竟谁该庆祝胜利？为何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两个目标人物，均非死于1931年的这场伏击刺杀？这明明是一部讲述真实非改编的历史纪实电影，难道，有人改写了历史？悬念就这样产生了。

影片的名字《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时间、人物、事件都已经交代清楚。看起来，宋子文应该是主角了，但带领我们走过这段历史，并在最后为我们揭开真相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确切的说，是他的声音。整部影片都是以唐的第一人称“讲”出来的，没错，这真的是一部讲故事的电影。时间的车轮滚滚，我们无法穿越到1931年去亲眼目睹那场疑云重重的暗杀行动，只能通过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人口中听听那些从前的故事，脑补出当时的场景。导演韩晶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她为我们保留了真实感——没有把故事拍成商业片，这就是亲历者讲给观众的故事，加上了帮我们“脑补”的画面。

影片画面零零碎碎，跟着唐腴胪的讲述一遍一遍地重复切换着，一片一片的拼起记忆碎片；影片里的人物影影绰绰，在一桩一桩的事件里参与着，却不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与表演，演员看起来也不过是故事的背景罢了。只有声音，那个讲故事的声音，在我们脑子里印下了一个有情绪，有血肉的唐腴胪。

他能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因为他死了，他死了所以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死了才能带我们从他的上帝视角来看这一场离奇的乌龙刺杀。他带我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都在这趟时间列车上，就像片头演职员表那样，随着车轮前进又后退；他们也都推动了时间车轮的转向，最后具体是谁的力气最大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即便在他们死后也没有湮没，而是被这辆时间列车载着，直到被我们从历史书上发现他们的名字。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寻梦环游记》。故事一直这么讲下去，这些为改变历史努力过的人们便永远不会下车。

说起纪录片，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作品。作为一名纪录片爱好者，我个人涉猎的纪录片范围相对要更广一些。但是，韩晶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还是给我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体验。

韩晶导演一直以来坚持以情景重现手法，向观众真切地展示历史事件的发生缘由、经过和结果。大型纪录片《科举》、《大辛亥》、《金融风波1948》等作品，都具有其一贯的风格烙印。

事实上，纪录片业界乃至影视圈内，对于韩导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都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纪录片引入情景重现，能细致刻画事件始末，设置悬念，增加张力，一改传统纪录片沉闷乏味的感觉，给观者带来良好的观影体验。但批评者则认为，通过表演者的肢体表演进行重现，这和一部剧情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几年的蛰伏，韩导带着她的新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来对她的拥趸和异议者进行了一次集体回应。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讲述的是1931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但侥幸逃过一劫的历史事件。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这部电影竟然别出心裁，从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角度——整起刺杀事件中被忽略的一名亲历者的主观口吻，完成了全片的叙述。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亲历者唐秘书，以全知者视角，冷静而不无感触地回忆了整起刺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死。通过亲历者的口吻，刻画一起事关自身的暗杀，更好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也大大提升了电影的观影体验。

除了亲历者唐秘书的回忆，导演本人在电影中的探寻，也使影片从单一维度的历史叙事，走向了更深沉的多维度感怀。

在观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之后，我斗胆揣测，韩导的艺术论敌们会提出更加强烈的抗议。但我却不吝为影片和韩导的艺术追求，提供一点我自己的辩护。

严格地来说，《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电影。所谓“纪录电影”，重点在于“纪录”，追求的是“真实”。“直接电影”，算是将这一理念推到极致的流派；而比“直接电影”稍微温和一点的“真实电影”，虽然也会人为“促成”某些事件，但对“真实”的追求依然苛刻。

而与之相反的“剧情电影”，则完全仰赖创作者天马行空的虚构和想象，来展开剧情。

如果要给这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一个恰当的位置，它应该是介于“真实电影”和“剧情电影”之间的一个跨界作品。韩导定义它为“非虚构电影”，并非没有道理。“非虚构电影”的外延要比纪实片宽泛，只对事件的真实性有要求，对表现手法则无限制。像《国王的演讲》、《血战钢锯岭》，包括最近热映的《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可归类为非虚构电影。

但是，我本人更倾向于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称为“回忆电影”。之所以称之为“回忆电影”，一来是因为电影本身是以回忆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的，二来“回忆”和“纪录”不同，“回忆”必然夹杂个人的情感。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中，情感的倾注可以分为两大层面。

其一，是故事叙述者个人的情感倾注。影片非常注重宋子文的身边红人唐秘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态度，比如对宋子文的尊重，对新婚爱人的难舍，对田中隆吉的鄙夷等等。或许有人会质疑，影片的表达是否过于情绪化？但从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情流露，反而让事件和人物更显丰满。

其二，导演本人的情感倾注，也让《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成为一部风格鲜明的大银幕作品。影片大致分为四个章节，有节奏地呈现事件全貌。每个章节之间，韩导通过真切的感怀，将一位女性导演的所思所想所执所念，全然倾注到作品中，其能量密度之大，情感指数之高，是一般纪录电影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传统纪录电影比作学术论文，那么《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就是交响诗。

韩导并非拍不出充斥着历史学家娓娓道来的纪录电影，但她选择在形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自己。在这部电影里，她甚至把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饱含情感的追述，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的论述，放在了电影片尾的彩蛋部分，而并没有去铺张运用这些珍贵资源，充分彰显了创作者冷静而克制的内心定力。

总之，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期待韩晶导演在“回忆电影”的道路上，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也为中国的纪录片界再输新血！

2019年5月于上海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