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入侵

刚刚睡醒了突然在想为什么电影用《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回顾了一下剧情，我的理解是，当你涉足一个全然陌生的新领域，要以狼狈但又坚韧的野蛮人姿态，去应付新变化，才能生存下来，并有所创造。女主为角色需要去学习武术，训练过程忍受各种惨痛/同时婚姻失败，要兼顾工作与独自养育小孩/私人感情与工作需要的冲突，面临着前夫作为自己电影的男主/戏中戏的女主和一群偷渡者踏上异国等等。生活如同电影一样，面临着诸多新的困境，她在负隅顽抗，同时也在不断寻找自我，在多重角色空间里，“我”究竟是作为何种身份而存在？突然觉得《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

进入电影，她忘记了自己是谁：不记得名字、不知道身份，也不知从何来，要到何处去。她在这个世界变成了空白，成为“消失的女人”。但她因此似乎获得额外的才能：会讲中文、马来语、英语、缅甸语、越南语、泰语……还有一身功夫，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她人。

而在此前的生活中，她很清楚自己是谁——她是女人，与几十个男人恋爱过，每个都爱；她是母亲，生了一个男孩，把他叫做“宇宙”；她是明星，演技超绝，缅甸难民、越南新娘等都不在话下……当然还有其他身份及因此获得的关注和荣誉。

唯有进到电影，她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但正是在遗忘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我”如同那个伟大的谜——时间，当我们不思考的时候，都清楚它是什么，一旦思考又都模糊了。“我”正是万般谜题的根源，被名字、身份、名誉、财富等一切捆绑一起，妨碍了人找到自己。

“我是谁”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女主的生活与影戏中。电影给出了三条解决路径。生子是其一：因为怀孕，人们注意到她的存在，上前摸她的肚子；习武是其二：“诚实地面对自己”，李小龙深谙武术与生活之道，武术便是返璞归真，在对危险的防御中调动身体机能；演戏是其三，进入角色、诠释角色、成为角色，在另一个名字、身份中扮演他人。

这三条途径都有相同的逻辑，即对自我的遗忘：母亲把注意力全部投注在孩子身上，他就是“宇宙”，自我于此消失；在习武的过程中，身体被重新调动动物本能，“我”在功夫动作中消失；在表演中，通过扮演另一个角色，演员需要彻底清空自己，来承接他者假想的经验。

“我”不能被定义，不能去寻找。一旦被赋予任何名字、身份、荣誉……它便消失了。“我”只会在不找时到来……你如何能拖着尸体生活？泰米尔高僧道出了真相，人类将生活变成了生存，肉体变成了行尸走肉。跟随高僧的指引，女主角通过打坐、静观……找到了自我。修行的本质就在于回归空无。

“我”本是空无，从无中来，到无中去。这里显现出一个悖论，即唯有主动放弃自我的意志，人才能找到自己。习武如此，演戏如此，冥想同样如此。在打斗中，在表演中，在打坐中，身体在动与静的本真状态间，清空着自我意志，吸纳着万物，“空故纳万境”。

我们本就是无限的圆满、无限的存在。如何能被定义为一个名字、几种身份、多个称谓……一旦被定义，“我”便消失了。如戏的人生，要拿出演戏的本事。活着就如同扮演电影中的角色，凭空创造，又凭空消失。活着是一场体验，如何好好地生活则是一门艺术。

《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天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专题，从《狂飙》谈到《宇宙探索编辑部》，讨论关于“南方”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被重新讲述的，在一系列“南方”为气氛背景的文艺作品持续努力下，南方文艺特定的形象，南方创作者特定的气息，已经成就了我们共同的认识和期待。 所以，陈翠梅导演的《野蛮人入侵》上映之前，我也对它有同样的期待，看过之后才发现，它不是那种“南方”电影，没有热带雨林，没有老虎斑纹，没有野兰花、茅草屋和停不了的雨，也没有晦暗不明的感情，它是干的，是燥的，是一个以戏仿类型片来搭建的类型片取向的作品。 陈翠梅导演多次明确表示，《野蛮人入侵》戏仿的是《谍影重重》，以至于她笑称自己是“抄袭”：“这次的动作场面设计其实主要依靠动作导演李添兴。模仿《谍影重重》的部分，几乎是每个镜头和动作都抄。其他原创打斗部分，基本上希望动作一气呵成。” 而在故事里，导演胡子杰找到女演员李圆满时，也明确而直接地说，自己要拍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动作片，《谍影重重》那样的动作片，海滩上的失忆女人，拳拳到肉的打斗，都是《谍影重重》的趣味，为此，需要女演员用一个月时间，去学习武术，学成什么样不要紧，但要知道动作的感觉和要领是什么。 武术教练对于动作要领和“就地取材”的解说，可以看做是对《谍影重重》这种古典动作片，或者极简式惊悚片的破解。 随着女主角的孩子失踪，故事很轻松也很轻巧地走进戏中戏，胡导演要拍的《谍影重重》，似乎变成了现实，《尼基塔》的一些情节元素，也悄悄混了进来。接受了短暂动作训练的李圆满，顺利地变成了自己要扮演的那个人，功夫高强，以一当十，似乎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了。是他们要拍摄的电影，帮她实现这一点的？还是我们正在观看的这部电影？帮她实现这一点的边界已经被模糊了。 重要的是，我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一件事：这一切可以发生在电影里。这是我们看过的成百上千部电影和我们互相驯化的结果，所以，《野蛮人入侵》不但是建立在《谍影重重》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成千上百部电影基础上的，是“电影可以如此”让这部电影可以轻松、轻巧和轻盈地得以成立。 轻盈太重要了，创作中的轻盈，就像发射火箭，有时候准备酝酿多时，送不到预定的轨道，有时候有若天助，顺利升空。在我看过的故事里，由真实进入虚拟世界，通常需要一个结界，这个结界或者是一个神异地带，或者是出神或者做梦，但《野蛮人入侵》完全没有这个设置，而是任由女主角直接走了进去。 等到观众反应过来，李圆满已成曲中人，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成了新观众。这一笔实在太轻盈了，轻盈到让人羡慕。这种轻盈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其实没有虚实真假。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电影。虚假里面的虚假，不会让本来的虚假变成真实。”故事里的负负，不会得正。 为了解救孩子，进入一个异常的世界，是很多故事常见的设置，《鬼域》《寂静岭《飓风营救》，已经有过多次尝试。但《野蛮人入侵》里的孩子，完全被工具化，一旦把故事送进轨道，就从此消失了，从导演的访谈里（讲述自己育儿的心得），我们可以看出，这并非前后失了照应，而是导演想要探讨一件事，一个女人，丢下母亲这个身份，还可能有什么身份？可以的，可以是特工、斗士，以及一切。 也就轻盈地带出一系列问题：人有没有可能清空自己固有的性格内容，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想要清空自己，用什么方式？清空自己的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什么开始频繁思考“壳”“我”这些问题？陈翠梅导演的电影《野蛮人入侵》让我想到这些。 也就轻盈地引出那个话题，为什么是“野蛮人入侵”？来自陈翠梅导演读到的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一个小孩对立着社会，到底谁是野蛮人……后来比较是，所谓的文明社会，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我愿意做那个野蛮人。”就是说，如果电影内外，李圆满或者陈翠梅，都应该摆脱这种侵占和控制，轻盈地走进任何被视为神异的世界。 去豆瓣翻了一下导演的读书清单，王小波、米兰•昆德拉、加缪、卡夫卡、张爱玲、金庸、阿加莎•克里斯蒂……从电影里到电影外，从访谈到书单，一条心路历程，逻辑清楚，表里如一，干净利落。这样的导演和电影，我都喜欢。

按：

两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看了《野蛮人入侵》。影片当仁不让，入列我个人的2021年度华语片十佳之一——事实上，说它是这三年（2020-2022）的华语十佳也同样成立。

如果从现在的时间点计算，那么，距离陈翠梅上一部电影长片，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以她为代表的一批马来西亚新浪潮导演，浮沉各异。距离运动发轫，亦有近二十年。奇妙的是，今次电影，本身拥有一股积攒许久的能量，是时下院线片少有的冲动，难寻的活力，它体现在两段式和片中片，还有脱胎换骨的人物设定，改造自我的类型片元素。它是一部马来西亚电影，也是一部华语片，它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也是一部把自己作为方法，把身体作为武器的作者电影。它似乎很难归类，无法界定。但首先，它是一部好电影。

陈翠梅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她拍长片，也拍短片。她出版了《花生与豆腐同食》，去年获颁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集美·阿尔勒发现奖。当时间线被拉长到二十年的尺度，那么，许多影迷并不了解陈翠梅。一来，她电影没有在大陆发行上映。再者，世界潮流，东风又西风。早于陈翠梅几年创作的阿彼察邦，成名多时。《记忆》选择了国际化运作，六月引进大陆上映，反响不错。《野蛮人入侵》从注资策划开始，就反其道行之，变成了一部投放到大陆市场的电影，风险颇多。

如电影所讲，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度条被打乱，它会引发惊慌，恐惧，也会导向求生，自救。《野蛮人入侵》并非祭出女性主义，一应万全的付费答问电影。在策划筹备阶段，女性主义话题，尚未在大陆获得空前关注。如果抛开电影本体，只以导演访谈论述做文章，那会变成南辕北辙的游戏。我认为映后交流谈，往往只是一种参照，观众可以听，但要警惕导演的话，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正如一部好电影带给观众的，并非强塞直给的单向灌输，而是产生疑问，引发思考。观众与导演之间，不存在应试的标准答案，满分考卷。

再者，如同作为情感的爱，作为技巧的艺术创作，它们都有一个先理论，再实践的重要过程，女性主义亦不能例外。而实践往往因人而异，无法一概而论。在一个人看似轻松愉快的回答背后，它包含了复杂的视角和维度。好比说，陈翠梅对女导演的处境看法，从电影评论者的角度来说，它是可以讨论的。试举一例，三大电影节需要大量女演员出任评委，它到底是一个女性地位提高，还是男权系统运作的结果，亦或者与性别政治无关，仅仅是品牌资本主导，各取所好。

具体放置在《野蛮人入侵》，先于“我是女性主义”，“我是功夫爱好者”的喧嚣嘈杂，它首先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陈翠梅的自导自演，它强调“我”与电影的联结，强过“我”与现实的联结。在电影里失去身份的女子，却通过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导演身份——一个被时间和记忆剥夺，又靠身体力行拿回来的坚韧故事。

受制于创作焦虑的电影故事，有人《燃烧》自己，有人长成了孤独而又扭曲的《野梨树》。人人都争挖一口活水井，岂不料，还有人生在了咸水苦海。本质上，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和华语文学，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包括《野蛮人入侵》，都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作家黄锦树坦言，他在马来西亚有百来个读者，台湾六七百，大陆两万多。陈翠梅二十年的电影路，成群或独行，离散或归来，不可能没有寂寞——禁锢很深，被周围吸纳，导致沉默失声的那种。她并没有在电影里舔伤自怜，而是觉醒，融入，挣脱，辟出了一条少有人走的勇气之路。

“万物于我皆为圆满，世上无物可侵害于我。”

——《悉达多》 赫尔曼·黑塞

“有宫本武藏！”

一小友近乎喊耶，比V，说电影里有宫本武藏的故事（故事简介由陈翠梅亲自撰写），导致他很期待《野蛮人入侵》。因他提到翠梅新片和宫本武藏，我就在影展上，把这部日本老片也排上了——很巧不是，是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既放《野蛮人入侵》，亦映《宫本武藏》。

《野蛮人入侵》是在破题处，开讲起宫本武藏的故事。

晚年的宫本武藏，接受了一个年轻人的挑战。两人约好，第二天中午决斗。结果，等到太阳快落山了，宫本武藏才出现。年轻人怒不可遏，却没料到，宫本武藏是故意迟到的。他算计好了时间和太阳的角度，令年轻人直视阳光，一刀毙命。

导演胡子杰跟演员李圆满说这个故事。他的分享如下：年轻人觉得，剑就是一切。但对宫本武藏来说，一切都是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

他总结如是：以前啊，他觉得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类似讲法，绝非惊天发现。可只有过去三年，大疫来袭，寰球共命运，许多人发觉，大千万物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战争，人生计划安排全打乱，根本不按照期想中的剧本来写。编剧朋友能接下这个黑色玩笑：我们什么都敢写，但过不了审啊。准确说，是编剧写的，资方不一定采纳，导演不一定拍，剪辑也不一定放进去。即便真拍出来了，前方还有一记夺命钳、一摆剪刀腿，险得很。

日本作家坂口安吾，也有一套他对宫本武藏的研究。他认为，剑术，就是关于青春，人们称之为生命力的那种东西。

坂口也分享了一个宫本武藏的晚年故事。有一天，主君问他，家臣中有你看得上的，掌握了剑术真谛的人吗？宫本武藏不响，久久才答，有一人，都甲太兵卫。主君大吃一惊，这都甲太兵卫，明明是平庸货色，剑术上一无可取，众人皆知。

宫本武藏说，问问他看，平时在想什么。

被召来的都甲太兵卫，自惭剑术低劣胆子小，不指望靠剑来安身立命。他说，自己做好了随时被人杀死的准备——晚上睡觉时，也把剑悬在脑袋上方。

原来，在宫本武藏看来，这，就是剑术的真谛。

年轻的宫本武藏是剑术高手。武士一旦拔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是真实的剑术。为了打倒对方，他会抓住任何能利用的事物，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并非只有刀剑才是武器。所以，他会故意迟到，提前埋伏，或者亮出木刀，去迷惑对手。他利用敌人的胆怯，也利用自己的胆怯，甚至反过来把胆怯当做了武器，孤注一掷，只想取胜。

宫本武藏的对手佐佐木小次郎，一生只输了一次，结果就丢了性命。在坂口看来，当宫本武藏不再接受比武，他就已经死了，他的剑也就输了。

年轻时，我以为电影是一切。而如今，一切都是电影。这当然不是一句矫情的心灵鸡汤。

2010年左右，陈翠梅一度从赤道的大马，搬到温带的北京，生活了几年。中国的电影业，从上游到下游，不仅影评人，就连笑纳红包的娱乐记者，随身都带着一沓剧本故事，等待金主伯乐出现。大家都相信，票房就是神话，电影就是一切。

后来的事……

从2010年（《无夏之年》）到2021年（《野蛮人入侵》），陈翠梅这十来年，没有拍摄电影长片。她离开了北京。中间也有短片出产，可在外界看来，她蛰伏了，半消失状态。这也不奇怪，只有年轻人才会觉得，电影是一切。许多人拍过电影，就跨行，去休息了，成为官员，老板，教授，还有养生专家。

我与翠梅在北京结识。她甚爱看电影，是跑戛纳等国际电影节的资深人士。我们的交流，也比影评人和导演的采访故事多一些。当时，我惯常痛斥冯小刚、高群书，下狠手，用重词，近乎人身攻击。陈翠梅对此有所异议。她认为，一个人最好把时间与精力，用在褒赞好电影上。

同样的十年，我变了，发觉原来我不懂电影。有人可能觉得是自嘲，是扯谎——或者这么说吧，比起以前，我更不懂电影了。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那，什么是“电影”？

自导自演之余，现实中的陈翠梅，经历了婚姻、育子的身份转变。香港画天投资一百万，《野蛮人入侵》是套低成本制作，可视为动作片，也是如假包换的艺术片。透过电影，你会知道，陈翠梅一直没有远离对电影的思考，对个人身份和东南亚现实的关注，更没有远离她拍摄过的那些长片短片。

表面上，它以尴尬无聊入戏下酒，一半是陈翠梅欣赏的韩国导演洪常秀。另一半，她形塑自我，打女形象附体，拿任何东西做致命武器，是找回身份的《谍影重重》。电影在后半段不加提示，直接进入到拍摄的故事中。前半段的李圆满，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过气的演员。后半段的女人，好像没有了身份，失去了自我，但她又会活下来的各种技能：华语、马来语、闽南话、英语、缅语多种语言，出手快准狠，招招致命。她生活在一个有着惊天阴谋，窒碍难行的世界，她对周围万物，保持警惕和敌意。

对不了解陈翠梅的观众，《野蛮人入侵》是一套内家拳法，导演东山再起，演员整饬自身，努力模仿《谍影重重》，顺带讲解了华语动作类型片的马来西亚电影。她扮演的女人，可能是偷渡的缅甸难民，也可以是忘记身份的间谍特工。电影看上去，似乎只想交代一个开始，并不想去过问结局。

对知道陈翠梅的影迷（未必需要看过或者看全她之前作品），《野蛮人入侵》会显得有趣许多。电影里的演员，其实是导演。电影里的导演，当然只是演员。陈翠梅在电影里放置了自己的困惑，也把身为母亲的观察体悟，都放了进来。

身边生活就能告诉你：很多女性，一旦有了小孩，就没有了自己，更加不可能有“电影”。不少导演，也把电影创作，比作生小孩。陈翠梅也在电影里做了回应：我最讨厌他们讲，你的小孩，是你最好的作品，我不过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管道而已。现实中的映后交流，确实有如此多的观众，希望管道开口说话，“这电影，它到底想表达什么”。可是，你已经看完了电影，它就已经做了回答。导演可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不应该把人家按在台板上，要对方老实交代，坦白从宽。就说生小孩吧，小孩子还会顶嘴呢——你们当时不也快乐了嘛，我不过是你们快乐生产的附加产品。

陈翠梅做的，也不是前无先例的事情。日本导演河濑直美就践行着一切都是电影的创作理论，连自己生孩子，她都能拍成纪录片，摄人心魄。你一定会说，那也太私密个人小众了，没人看。可河濑直美不仅能入围戛纳，还是东京奥运会官方纪录片的导演。

那么，宫本武藏的故事，到底和《野蛮人入侵》有没有更深的关系，毕竟前头讲了这号日本人那么多故事。

有的，正如稍嫌陈旧的比方：契诃夫的枪，一定会响。宫本武藏化为了李圆满的武功修炼，没有了身份的女人，撞得头破血流，不断锤炼、强化、削尖着自己，她能跑、能跳、能打，似乎变成了一样致命武器，要戳破着什么。没错，这是电影，也是剑术。

你自己，电影，都不重要。因为活着，就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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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 硬核读书会

不认为本片是一部成功的元电影。反类型策略也好、女性叙事也好、迷影梗也好，都是要服务主题的。影片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筹备戏，解构动作片/展示女性困境/展开身体觉醒三个叙事目标在叠套中进行，完成得很好。前夫与僧人也为后面留下了伏笔。影片后半部滑入实拍，进入随意，收尾强硬。对应上半部，要完成的三个叙事目标：解构爱情片/推动身份困境/完成从身体到精神的救赎。由于试图不让观众在“扮演”中分辨“生活”与“演戏”，前两个叙事目标一再被搁置，叠套边际不清晰，以至于三个目标都没有达成。特别是第三个目标涉及到本片的主题，结尾试图强行放入了两段水上行走的镜像画面，草草收尾。

“身体不是思想的监狱，思想却是身体的监狱”——这一主题的确很适用于本片的叙事策略。但是不是有了好的策略就真的能在影像实践中完成一个深刻的主题。后半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前半部分复杂、有难度，但是影片却没有真正去面对。女性借由学功夫开启了身体觉醒后，怎么重新看待爱情、自己的母亲身份以及自己在世上的行走身份，这不是要影片给出一个故事结尾，而是要提供一种精神境界。没有就只能强行结尾了。非常遗憾。

作为元电影，本片涉及三层叙事关系的叠套：影片中女主与导演要拍的电影、女主的人生进程以及女导演的现实生活。可惜影片也只完成了一半。这也许是此片不能彻底达成叙事目标的原因。

如果此片交给瓦尔达，她一定会毫无保留。

陈翠梅导演说，她在影片中提出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自己’是什么？”

第一部分：女主角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孩子，打算去拍电影，她经常被调皮捣蛋到处乱跑的儿子折腾得团团转；导演让她为了演电影而去习武，她无奈之下同意了，练习过程中被师父和其他学员残酷地“吊打”，她遍体鳞伤，在回家路上遇到修行的僧人，递给她一本书：《是谁拖着尸体在走路——净弘法师》

这个阶段，是她“任人摆布”的阶段。

第二部分：习武的时候，她问师父：“自己是什么？”师父重重打了她几拳。问她：“痛的是谁？”“躲的是谁？”“闪的是谁？”

在她的儿子遭遇绑架，她去和匪徒搏斗，习武过程中的躲避和攻击形成了习惯性记忆，为的就是在遇到危险时保全自己，生存下去。

“自己”就是本我，身体本身。

第三部分：她被人打晕，沿海漂流到马来西亚，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记忆。

醒来之后认识的男人拍了她的照片在网络上搜索：“没有找到关于你的任何讯息，看来你的资料被有人故意抹去了。”

“我是缅甸难民吗？”“我会很多国语言，那么我是间谍吗？”“我身上有一个写着宇宙两个字的纹身，这代表着什么呢？”

不说姓名，不说职业，不说关系，你是谁？

导演试图说服女主角和她打死不相往来的前夫合拍电影，“你能不能，重新爱上他一次？”

她一开始决绝地说“不可能，有他就没有我。”而后来，电影告诉了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在“戏中戏”的戏中，是当她被迫失去了所有记忆的时候，在“戏中戏”的戏外，是她从“自己”中跳脱了出来，放下了自我，也放下了爱恨情仇，沉浸在戏中角色的时候。

第四部分：

当导演“cut”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虚构的。“戏中戏”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女主角在海面上行走。她仿佛找到了答案。

真的明白了吗？没有人敢说自己真正地明白。于是，最后又多了一个cut，导演自己，在海面上舞剑。回应了电影一开头导演讲的宫本武藏的故事：年轻人眼里，剑是一切，而在宫本武藏眼里，一切都是剑。电影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电影是一切，而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一切都是电影。

让我想到了佛家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看完电影，伤感而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