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

连大学男友的父母都知道她是假的(大学男友居然没去闹 没传开 也是牛)

她的智媛前辈不知道？她老公这边查不出来？(何况她老公还是搞it的）

大学四年如何冒充一个不是在学校的人？同级的美术同学、老师不认识？她不需要写论文、完成必修课？男友这边不认识她任何一个同级的朋友？

智媛前辈只知道她是韩国本科+美国留学，可她去冒充安娜教书的时候用的是纽约大学本科+耶鲁硕士... 智媛介绍她的朋友时难道说的不是韩国本科....？

在韩国大学教书不需要背调？她就算有安娜的护照(已过期)+学位证，可她的生日、身份证号码也对不上的叭。。。

随便问几个问题 耶鲁的住宿 美国的生活就拆穿了... (电视剧里有描写老人说friend pepe披萨店这种，我感觉稍微多问一点生活学业就会识破？okok不过这是电视剧...)

And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李诱墨的经济条件变化的也太惊人了 她那个小店面究竟是拿了多少拆迁款... 她做留学/继续教育学院老师年薪也不见得能让她这么光鲜的吧

(好多评论里说她公寓是月租 我想说的不是支付方式...我想表达的是她租不起这么贵的房子... 那么漂亮的高级公寓一个月总得2万rmb吧...她月薪这么高的嘛....)

今晚刷到了这部剧的解说，觉得这个剧情很精彩，就和做编剧的朋友分享了。她直言，不喜欢这样的女主人设，然后说，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要靠这种旁门左道？我给她解释，女主是受小时候接触的美国军官夫人影响，所以才会通过似是而非的谎言，获得被众星捧月般的感觉，而且谎言被揭穿，她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朋友很是不解，“都得到了教训还不知道转变吗？我觉得人物的转折都没有，有种一条路上走到黑的感觉。”

如果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女主被出国男友抛弃后，父亲去世，母亲又患病。对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年轻女性，她翻身的机会能有多大？女主是在打好几份工，加上给白富美当佣人，自尊心碎了一地之后，才决定破罐子破摔。

如果不通过之前假装校友，结识大学的朋友，没有朋友的背书和伪造履历，拿到了留学美术补习老师的工作机会是多少？工作中，她的努力和能力让她配上了这个岗位，但是没有那些东西，她恐怕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人们天然更喜欢包装精美的东西，不管是学历、履历还是外在。就像我们喜欢的帅哥美女，只要看不出是整的，ta就是实打实的帅哥美女。

我不是为女主的做法辩解，而是谁都不能保证努力生活就可以得到同等的回报。我太能理解女主虚荣又自卑的心态，做这样的选择在情理之中。

《安娜》，这不是一个出身底层女性逆袭的故事，也不是什么爽文，而是年轻美丽又有野心女性，通过精心包装的人设，过着如履薄冰的理想生活，毕竟谎言总有被拆穿的一天。

关键不在于纠结现在而在于看清未来的路。

人一旦变得不幸就会越来越在意周围的人。我以前也因为别人变得不幸。可现在宁愿等待机遇却不相信幸运。不要在意别人，专心考虑你自己。

谁都不能保证努力生活就可以得到同等的回报。可是懒惰的话又一定会付出代价。

软弱者的勇气最是虚无。要想改变世界就先壮大力量。倘若凭区区的你胡来几下就能改变这个世界，也就不会称为乱世。——郑道传

当我真正拥有后就能明白，我是否真正迫切想要那些。

人就算在只有自己会看的日记本上也会写下谎言。

自立要从不对父母感到失望和抱有负罪感开始。

真相很简单，而谎言却很复杂。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挺住的。只要能这样挺住，机会就一定会到来。我一直都是如此。但凡是下定决心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做。

李安娜，本名李宥美，相比隔壁看起来更适合叫李莱尔，英文名Lee Liar。 这样一个上来就满嘴谎言的女子，自然免不了遭人白眼与指责，但是又怎么也让人恨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能感受到，她的本性其实是善良的。 安娜家经济比较困难，妈妈又是语言残障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她的内心自卑、敏感、脆弱，当她无法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强大，高考和复读一再落榜，就不得不装腔作势把自己包装成她本来所期待的样子，就这样她过强的自尊心变成了膨胀的虚荣心，她越发地依赖使用谎言，然后生活在自己编制的人设里。 对安娜而言幸运的是，她看似并不高明的招数一步一步成功了，她从补课班老师成了教授，从教授成了学校理事，嫁给的老公正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可不幸的是，她快乐了吗？没有，因为随着知名度的增加，她暴露的风险也逐渐加大，更不要说被发现被威胁，她几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与此同时，她一直在适应新的角色、新的环境、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困难和新的挑战，既在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又接连展露了自己本性中的善:比如她看到丈夫对迟到的司机动手时，是想阻拦的；比如她对请假的保姆失控发飙后，是很后悔的；比如她从随行秘书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是能体会对方的辛苦的... 可是她认识到善良不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她必须伸出恶的手去与恶的人同流合污，甚至，她需要让自己变得穷凶恶极。 在后天的恶的驱使下，她一定会继续黑化，但是她的善会推动她以~恶~治~恶。 安娜会想，如果不能自我净化修成仙果，那就与恶魔fight，一起狗带吧...

作为一个同样出身贫寒的人，我不忍心用纯粹的贬义词去评价她。

她听到真安娜对她的冷嘲热讽或者是侮辱之后，盗走了她的学位证、护照。

（其实这个时候她纯粹是为了泄愤，后来在制作简历的时候才想到冒用她的身份。）

看到这里，我的第一反应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为这种行为所不耻，无可厚非这种行为是不道德且违法的。

但是，我又继续设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呢？

忍气吞声，为了家人，丢掉自己廉价的尊严。

如果是我的家人或者其他为了生存忍辱负重的穷人呢？

我能说作为一个穷人，面对别人的嘲讽你只能忍气吞声吗？

富人可以为所欲为，穷人只能低声下气

这样要求太残忍了。

所以，假安娜这里的做法只是让我惋惜她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并不想去谴责她。

真安娜家的管家，应该也不是贵族出身，可是面对地位低于他的这些人，他显得派头十足，一副资本家的嘴脸，说什么混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和假安娜的丈夫在辞退金司机的时候说的是同样的话。

在他们看来穷人之所以贫穷都是自己的原因，因为懒惰，因为不守信，全然不管假安娜要请假只是为了回家看望自己身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因为冒用身份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后的假安娜，她会在聋哑的小女孩站在台上因为紧张不敢面对台下的人群时温柔地安慰她。

在老公对金司机拳打脚踢的时候求情。

看到老公的秘书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凌晨两三点还守在门口的时候关心她。

……

即使居高位她也没丢掉对穷人的基本的善良。

所以，能说她坏吗？能只用一个“骗子”就概括她这个人吗？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韩剧《安娜》刚播出的时候，我想到了年初的美剧《虚构安娜》。

两部剧的「安娜」，都是女主的化名，而化名的情由，都是对跨越自身阶层的焦虑与渴望，为此不惜伤筋动骨地瞒天过海。

故事的戏剧性以及吸引力，就都在这个不可能的「虚构」任务里了，因为它带有一种近乎颠覆现实的挑衅在，可以让人们在等待另一只鞋掉落地面时，兴奋得后背发毛，而这牵涉到观众对于影像替人放胆做梦的诱惑。

单论这种张力，《安娜》就要比《虚构安娜》高明不少。后者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却不真实，因为所有实质表达都被里外浓郁的美式娱乐给冲淡。而前者是基于虚构小说改编的，却很真实，它在很长的篇幅，尤其是前半部分，树立起一个十分可信的女主。

女主李裕美（裴秀智饰）背靠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底层，父亲在平民市场经营唯一的西服店，母亲有听说障碍，在家帮衬。这是一个经济实力寻常得不好支撑任何梦想的家庭，对此，李裕美在13岁就有了十分强烈的意识。

那一年，早因家境被冷眼嘲讽的她想要参加芭蕾秋季竞赛，但父亲觉得那需要一笔不菲的开销，哪怕她说不要化妆，而且去找人借衣服，换来的却只有沉默。那种从背影到姿态的巨大沉默，是许多穷人家孩子再熟悉不过的景象。

这只是一个开始。贫穷限制了视野，不仅看不到，而且不敢看。对绝大多数同温层的人而言，自此不会再做不切实际的大梦。

但是李裕美不同，她在仰视那座碑一样的背影时，选择了痛哭，是要挟也好，是软化也罢，终归她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比赛，并且捧回了奖杯，从倒打父亲判断、同学嘲讽，擢升为倒打名为命运实为规则的阶级现状。

她之后的人生，都基于这一课。首先，你可以做梦，但做梦需要付出代价，譬如自我、自由，最次也是苦功。其次，做梦未必是为了实打实的眼前利益，也可以仅仅为了盖过对手，出口恶气。第三，面子一定比里子重要，为了维系，许多事情可被定性为无伤大雅。

有了这一课，角色就迅速支撑起了剧集。前两集的时间跨度很大，年年岁岁如日历般撕下，李裕美一路见证卑微出身在这个势利社会里，只能是原罪，而钱权的匮乏会使她在世上举步维艰。平等与公道，都跟芭蕾一样，是高阶的象征，但在得到的瞬间，就失去字面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李裕美的变化，慢慢书写了一段女人的史诗。借着她的心理历程与行动抉择，《安娜》很戏剧化，却也很聚焦地映射了女性，尤其是贫寒女性在当代史中的不变与变。

不变，是指那种实质性的苦难无论在什么语境，尤其在东方，在性别歧视依然强烈的韩国，始终厚重。男人一如既往地成为道德下滑的显性标志，而这种塑造手法，我们屡见不鲜。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表达，仍在失衡的现实里持续大写加粗。

像是李裕美在中学时与老师谈恋爱，不说男人在饭碗面前，情愿以牺牲女性自尊与爱为前提，冷漠划清界限，而要说他几乎毫发无损，而她却要背井离乡地转学。

这种典型的差别对待方式，使得承载女性身份的李裕美可以更突出地体现性别劣势。恋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结局，日后的婚姻也是用进废退的吸血模式，读书时因为家境和成绩，工作时因为面容与装扮，都会事先被分出三六九等。她的所有个体经历，全是集体境遇。

对女性的贬损，上至这些掺杂冷热暴力性质的相处关系，下至自我审视与质疑，无孔不入。而女性的尴尬在于处在傀儡地位。未觉醒时，外人看来不过玩偶，觉醒之后，幻灭胜于一切。史诗在被动创作之时，必然会挤出越来越多悲剧色彩。

在李裕美的个人篇章里，身边几个女性如同恒量一样成为她的对照与佐证。她所出身、成长的市场，多的是生活一眼看到头的女性，承继家庭小作坊生计的同时，也在承继相夫教子、操劳不断的人生轨迹。

特别是李裕美母亲，因为聋哑，更能写就底层命数。此间夹杂一个很明显的规则，即善良、勤劳这些美好品格，并不会带来生活上任何品质的飞跃。李裕美虽然孝顺，但她第一个需要反叛的，就是成为母亲，成为这一类东方传统女性。

至于学姐郑智媛（朴艺荣饰），则是励志向的李裕美，出身一般，但是凭一己之力，踏踏实实地念书，工作，撑起自己的一小片天。但这个因为不同流合污而不被大流容纳的女人，也充满反讽的空间。

她的天花板最终被打破，是因为李裕美暗中运用关系协助，一个调查记者，间接倚靠的，依然是政坛男性的直接力量。她在年薪翻倍后，为出租房内有完备暖气而高兴，对此，大概不只是她意识到荒谬。就像是一个社会试验品，她的所谓成功，恰恰表达了更大的失败。

对李裕美而言，真正激发她艳羡与仇怨的，是二十来岁时遇见的李安娜（郑恩彩饰），一个绝对的反面。优渥家庭，豪泼性子，思想跟十指一样不沾阳春水，李安娜越是有意践踏下人的意志，越是把李裕美激发出铤而走险的冲动。最终她决心盗取的，是这个女人的护照，以及包括学历与名望在内的身份。

这是李裕美作为穷人的变。《安娜》的几段华彩，都在于变，在于她内在的自卑与懊丧，在触及脸面的场合，激发出撒谎的天赋，或者说防御、放任的本性。这种连锁反应，先于剧中现实，诞生出一位名门望族的「李安娜」，也就是说，在盗取身份之前，「李安娜」已经成型了。

于是，李裕美身上聚集着苦难者与投机者的双重属性。她就像《寄生虫》的金家，从介入朴社长家中开始寄生，直至具备游戏轮廓的冒险开始失控，抖落一地社会问题。

李裕美化身李安娜，完全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只有高中文凭的她成了海归教授，甚至一步步成为准首尔市长的太太，非但衣食无忧，而且能够在权力风眼，感受到资源倾斜的轻易。

一如《虚构安娜》，「安娜」成了虚伪的代号。虚伪被自我鄙薄，却又甘之如饴，她那常人无法企及的进阶物质生活，频频暴露出许多与世道捆绑的错漏与矛盾。而弱势女性处在舆论风口，天然就能勾出更多讽刺。

但《安娜》终归不是《寄生虫》。剧集也像陡然身处高位的李裕美，不知如何对付后续发展，而只能夹生地对上流，对社会，进行一个刻板的想象。为什么这部剧高开低走，就是不仅在于有效叙述的高浓度逐步降低，而且在于后续只有模式化的「反派」，无论是具体的人，还是广义的生活。

韩国近年许多影视作品，都生发于常规性的苦大仇深之上。比如一望无涯的贫寒与一眼望穿的富贵之间，是必然呈焦黑状的社会，下有睚眦必报，上有为富不仁，尤其是官家，必然在大局之下恶事做尽，这多少剥夺了一些叙事的快感。

李裕美的丈夫崔志勋（金俊翰饰）就是一个代表。参政的暴发户，在阶级晋升后与过往一刀两断，可以比上流的「原住民」更心狠手辣。他对于迟到司机的暴打，对于所谓糟糠之妻的抛弃，对于李裕美的操控与恐吓，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尽显一个所谓政客的真实嘴脸。

以他为中心的上层恶人们，因为在众多作品里反复雷同出现，因此少了韩国前些年井喷初期那种底层控诉的快意，而多了一些脸谱化的乏味。这就使得剧集后段，因为充斥僵化了的符号性人物，而不再具备原初充满未知的朦胧美感以及叙述张力。

锐度居高不下，就需要更多新鲜刺激。这类韩剧的困局，就在于不知道还能讲什么，怎么讲。好不容易惊喜地立住一个足以令人挂心的独特李裕美，旋即就把她弃在贫血的常态里，这就削弱了她的光彩，甚至诗性。

那诗性，原本可以通过找准个体在当代史中的丧文化代言，抵达当下的集体情绪表达，像《我的解放日志》那样，以难以自控的颓唐，反映并破解都市人等的精神困境，并在超脱的可能中实现女性的翻身。可惜，一切都在聚焦之中，失去了多元的活性，因此李裕美也只剩下一个复仇的爽剧功能。

可是复仇的结局也是早早摆在开篇的，那个解气的动作，支撑观众走过李裕美丧到极点的日常生活与巧到极致的人间传奇，却也减损了这个充满神秘的角色的魅力与余味。

但怎样都好，李裕美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能够全身而退，这对于不得不向往光明的我们来说，也已算是开过眼的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