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被质疑的环境中。从初中开始，身边总有人说我胖，每当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时，其他人总是跟着一起附和。最开始我还会辩驳，渐渐地我的声音淹没在人群中。直到大二之前，我都没有穿过裙子、短裤，即使是最炎热的夏天，我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只要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就会觉得自己胖的无药可救。
直到快毕业，说我胖的人告诉我，因为真的胖的人他们不能开玩笑，而正因为我不胖，他们可以和我开个小玩笑。
  后来流行起了一个玩笑，我们班有一个憨厚可爱，但不太爱学习的同学A，每门课结课前，他问我们结课作业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热情地告诉他没作业，或者作业时XXX，总之没有人会告诉他真相。旁边的人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立刻心领神会地告诉他一样的“谎言”。
  而朋友A有一次因为我们的玩笑差点错过了一天的课，因为我们骗他第二天老师放假。
  我的朋友B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C，B渐渐地和我们都疏远了联系。有时他会打电话跟我诉苦，她说C经常几天都不主动联系他，有时实在没办法打电话过去，想了很久C接了电话告诉她，他在打游戏，一会儿再回过来。B和C经常因为这件事争吵，C总是说其他人的男朋友如果在打游戏根本不会接电话，他能接电话已经很好了。而且在一起这么久了，两个人总不能像之前一样天天聊微信讲电话吧，没有男朋友能做到。B举例了身边在一起很久还每天联系的情侣，C又说她也不可能完全清楚别人的情况，更何况自己真的爱她，对她已经很好了。B想了想C的好，又觉得自己有些作，每次吵架都以B的“对不起”结束。
最后，他们因为无休止的吵架而分手，B在和我说起她的故事时，还在问我她是不是做错了很多。

仿佛每个认真、正直、随和又对他人充满信任的人头顶上都笼罩着一盏煤气灯，而很多点灯人也对自己的行为毫无察觉。而我觉得这些伪装成“玩笑”的行为，比男主蓄谋已久的犯罪更为可怕。因为后者，周围总有清醒的好人能帮女主走出困境，告诉女主真相；而前者周围的人会不自觉地加入其中。而这些心理暗示可能会带给“受害者”很多负面的影响。他们之所以会成为“煤气灯效应”的受害者，就是因为更容易借助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评价自己，随着不断地暗示，他们会更怀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从而更加相信别人的看法。
这些“加害者”往往都是和“受害者”更为亲密的人，他们会先取得“受害者”的信任，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爱，并树立起权威。之后开始扭曲对错，把所有事情都分出对错，并把错误推到“受害者”的身上，最后是事不关己地离开“受害者”。

所幸，女主有了侦探的帮助，最后走出了男主的带给他的阴影。
但生活中的我们不能抱着需要一个好人来拯救的想法，因为很有可能你会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让自己告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轻信周围人对自己的判断。

    电影开场不久，你就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恐怖气息。慢慢地，随着男主角Gregory 对女主角Paula 不断加强的精神折磨。这种恐怖气息中更增添了一层厚重的压抑感， 它甚至让我在观影过程中差点违反了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观影准则”——绝不按动快进键，并不是说，电影“不好看”，而是这种压抑气氛已经到了几乎让人窒息的地步。
   甚至直到影片临近结束时（那场男主角和女主角的最后对手戏发生的时候），我还是觉得Paula并没有从Gregory对于她的精神折磨中走出来，会冲上前去，一刀结果了对方。
   参演演员们都贡献了至为精彩的演出，当然，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男主角Charles Boyer和女主角Ingrid Bergman。
        Charles Boyer饰演的Gregory，周身散发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味道，而且这种味道还通过纯正的英伦绅士气质透露出来，这使Gregory这个人物愈加让人胆寒。
        Ingrid Bergman呢？她低沉地，充满感性魅力的嗓音，茫然，游离的眼神，丰富的，又总是显得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这所有的一切，很明确的，就是在告诉你，她本人就是这个“精神濒于崩溃的女人”！
   最后，顺便说一句，观影过程中，我似乎是很自然的联想起了Agatha Christie，Alfred Hitchcock，唯独没想到George Cukor，哦！可怜的George Cukor！（笑）。
  
  
        

     1944年版本的美国影片《煤气灯下》改编自帕特里克·汉密尔顿1938年创作的剧本，当时的米高梅公司请来查尔斯·鲍育和英格丽·褒曼及约瑟夫·科顿主演。影片是一部很棒的悬疑片，环环相扣，疑云密布，张力十足。曾导演过《乱世佳人》、《费城故事》、《一个明星的诞生》及《窈窕淑女》等名片的导演乔治·库克，在营造悬疑紧张的气氛上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它是套层结构的剧作，以一件案件为开端，而杀人凶手就是易名的女主人的丈夫，他为了牟取宝石以及巨额遗产，设计圈套逼疯妻子。剧本本身十分严整，也对工业起飞后，女性独立生活，远离家园在城市生活的隐患，《煤气灯下》更是在工业化的发展下，人性扭曲的最好表喻。
     《煤气灯下》围绕英格丽·褒曼饰演的女主角宝拉展开，描述一名青年安东为得到美丽女子宝拉的姑妈遗留下的钻石和大笔财产，把自己伪装成潇洒而体贴的丈夫，同时又想法设法吓唬她，并让她相信自己已经疯了。影片的情节紧张，悬念迭起，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英格丽·褒曼、查尔斯·鲍育等演员的表演都入木三分，惟妙惟肖。美工师绝妙的布景将人带到维多利亚时代，令人身临其境。英格丽·褒曼精湛的表达了一个在爱情的假相下，被逐步谋害的牺牲者。故《煤气灯下》一举获得7项当年的奥斯卡提名，最终英格丽·褒曼首次收获一尊奥斯卡影后“小金人”。本片还获得“最佳黑白片美工置景”奥斯卡金像奖，而该片更让“点煤气灯”这一俗语在英语中沿用下来，意指让人发疯。这部电影逐步地展示了软弱善女子是如何被强硬恶郎君哄骗，胁迫而被动的相信了自己患有精神上的毛病，电影叙事就像套索一步步的收紧，这个过程很有戏剧张力，让人想往下看，想知道剧情如何进一步演变。
      英格丽·褒曼的演技令《煤气灯下》大放光彩。华丽的衣饰，风光旖旎的环境，衣香鬓影的社交场所，都衬托出佳人内心的寂寥与苦痛；从一开始渴望浪漫的纯真新娘，慢慢自我怀疑挣扎的寂寞少妇，到饱受精神折磨却无人诉说的病人，她一步步的演绎恰到好处，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半分的“过”，也没有半分的“不及”。另外电影中场景有力渲染增强了观影效果：夜雾的弥漫，昏黄的路灯，忽明忽暗的煤气灯，夜半天花板上奇怪的响声，还有早出晚归的夜猫子丈夫。在影片上映的年代，由开关控制出气量从而掌握明暗度的煤气灯，是照明的必需品。借煤气灯的逐渐昏暗，无人的天花板传来奇怪的响声，寂寥的少妇胡思乱想而昏卧在床，煤气灯下，有多少罪恶，有多少痛苦。
《煤气灯下》无疑是心灵暴力的典范之作。意识或无意识间，我们可能都是“煤气灯下”的那个人，敏感而小心翼翼的生存，放弃对抗，放弃自我，怎样保护我们的心灵？怎样拒绝他人的强烈暗示？怎样拒绝心灵暴力？
      安东是一个资本的信徒，虔敬的苦行僧。珠宝作为资本的代言，像奴隶主的管家一样不断举起鞭子抽打着他，让他为自己奋斗。而他似乎在享受着这种怪诞扭曲的奴役。“珠宝是有生命的。”这是他由衷的感慨，与其说珠宝是他所追求的东西，不如说他是被珠宝呼来喝去、无所不为的小厮。资本挥舞着看不见的鞭子，完全控制了他的灵魂，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祇，摆出最残酷的诫命要求使徒们用整个人生去遵守、跟从。追寻珠宝是安东的信仰，这个荒诞、畸形的信仰和我们生活中熟知的那些宗教一样，把人变得非常纯粹。《煤气灯下》显然是继承着狄更斯的精神。人心里还有一片净土，还有纯真与仁慈，还有善良与理性，艺术家有责任书写它们，让它们压倒一切，形成美好的“心愿之乡”，同时对世俗烦嚣发出一声召唤。电影艺术家也是同样为资本肆虐的世界准备了一份重磅炸弹，向着不合理的一切发出挑战并且赢得胜利。
      当然，影片采用的方式不是让罪恶的安东自己发生转变，被某种光辉的力量感化成我们期待的样子，而是创造了另外一个纯洁的“小男孩”，他比资本催生的能量更加强大，并且是一个有能力战胜安东的人。这个人就是青年侦探伯林。一次偶遇，轻轻地招手，一个美妙而朦胧的梦境便进入了有些阴森的世界当中。他感染着耶稣基督的气息，来到这个人世就是为了那个神圣的、救赎的使命。在宝拉的灵魂即将成为牺牲品的时候，在那个姑娘的生命都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坚毅而勇猛地站出来去拯救，拯救人们献给资本的无辜的祭品，也拯救自然的良善与公道正义。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宝拉那个被无数邪恶的暗示所摧毁的神智，更重要的还有一颗即将对爱发生绝望的心。他的爱是童年的梦，是最纯洁、最真诚的追寻。一只手套正像是一粒种子，被埋藏在心灵的肥沃的土壤里，终究要长出参天的枝干，触碰着天堂，荫庇着自己深爱的女神。他感到儿时的那个人复活了，那个爱着自己的明星又出现了，带着未曾昭雪的沉冤，以及眼下的危机。
      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他开始了自己的长征，这个长征就像安东求索珠宝一样充满艰难险阻，永远要求着人的坚韧、耐心与能量。两个男人安东和伯林分别象征着对资本的信仰与对爱的信仰，而宝拉隐喻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资本腐蚀着的人，每一个用一片真心去拥抱世界，却被冷冰冰的世界欺诈、伤害、抛弃的人。而最后的揭秘、战胜与团圆也不仅仅是破了一桩案子那样简单，那是人心之爱的凯旋。影片是一个天路历程。我们离天堂很远，中间隔着荒蛮辽阔的资本沙漠；我们离天堂很近，它就在心里的某个恬静的、安逸的角落。它在那里输送着永不枯竭的甘泉，把荒漠改造成爱的宫殿。这种改造是爱，也是仇恨，我们因为追寻着天外那个爱的世界而不得不先去仇恨，我们仇恨着、消灭着那些因着无厌的贪婪而去扼杀爱意的罪行。就像安东最后要被警察带走一样，资本也将被打入地狱。
      然而，有个性不代表孤芳自赏，敢于挑战权威并非我行我素，相反，在争名逐利勾心斗角的演艺圈，英格丽·褒曼的与人为善和宽广胸怀却有口皆碑。当初大卫·塞尔兹尼克曾经打电话劝说英格丽·褒曼不要参演《煤气灯下》。大卫·塞尔兹尼克觉得英格丽·褒曼是他培养出来的大明星，如果把她的名字放在海报右边，会损害其威信。但英格丽·褒曼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用不着计较名字放在左边还是右边，况且两个姓名同样大小，都在片名之上。就算是把名字放在片名下面，她还是要和查尔斯·鲍育合作拍片(当时好莱坞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演员的名字放在片名之下，而电影明星的名字写在片名之上，其中又以左边为贵)。经过争取，大卫·塞尔兹尼克最终答应让英格丽·褒曼参演《煤气灯下》。但为了保证影片《煤气灯下》的顺利拍摄，她主动把挂头牌的机会让给了和她配戏的男主角查尔斯·鲍育，当时查尔斯·鲍育性格极为自负，在接演《煤气灯下》时听说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二位，愤怒的查尔斯·鲍育为此拒绝演出。英格丽·褒曼得知亲自去说服片商把查尔斯·鲍育的名字排在自己前面。
      当她第3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时，她公开赞扬了所有被提名的候选人，并谦逊的表示，真正得奖的应该是她的这些朋友们。有人在总结英格丽·褒曼的艺术生涯时说：“她从来不跟与她一起演出的主角闹矛盾，对姊妹演员总是赞不绝口，乐于担当配角。这也许就是她至今仍然在同行和观众中受到好评的原因之一。”在《煤气灯下》中查尔斯·鲍育扮演的丈夫是电影史上最早的丧心病狂的丈夫了，其卑鄙无耻的手段不断为后来人所模仿。他使出种种阴谋，一心要把英格丽·褒曼逼疯，以便将她送入精神病院来谋财害命。他暗藏英格丽·褒曼的珠宝和墙上的绘画，却又指责是英格丽·褒曼自己所为；每天他出门后，把煤气灯转暗并在阁楼制造声响。英格丽·褒曼想起自己的母亲曾患精神病，自己也不禁怀疑已经发疯。在这部电影里，英格丽·褒曼的表演真是出神入化，她凭借瞬息万变的表情微波，挑起观众的心弦，将那个自以为发疯的柔弱女子诠释得丝丝入扣，最终这部影片把英格丽·褒曼引到了奥斯卡的领奖台上。
     《煤气灯下》中的另一个亮点是约瑟夫·科顿，他在《煤气灯下》里饰演青年侦探伯林。约瑟夫·科顿和查尔斯·鲍育一样，都是此片最成功的选角。《公民凯恩》是约瑟夫·科顿的电影作品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了，约瑟夫·科顿在《公民凯恩》中的戏其实不多，也没什么挑战性，但他还是丝毫不抢戏地完满完成了任务。在《煤气灯下》拍摄期间成就了约瑟夫·科顿和英格丽·褒曼一段似是而非的情。只是约瑟夫·科顿的脸，总有股落魄才子的剪影，就像他始终优秀但交不出杰出的成绩单。在还没接拍《煤气灯下》之前，英格丽·褒曼已经开始了在好莱坞她如日中天的演员生涯，先后出演了《卡萨布兰》、《战地钟声》等多部著名影片，她与查尔斯·鲍育主演的《煤气灯下》为她赢得了17届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也是她的第一尊奥斯卡金奖。
      之后她几次与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合作，与格利高里·派克主演了《爱德华大夫》、与加利·格兰特主演了《美人计》。英格丽·褒曼有着北欧女性的高挑身材，可这个高度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在拍《煤气灯下》时，由于查尔斯·鲍育身材相比太矮，两个人在演拥抱接吻镜头时，查尔斯·鲍育不得不站在小木箱上。而在拍远景时，为了怕大家看出英格丽·褒曼比男主角还要的高大身材，导演只好让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扰乱观众视线。据说当年在好莱坞，只有《战地钟声》的贾利·库柏才能俯视英格丽·褒曼。其他男演员都需要一点额外“帮助”，才能在银幕上显得比英格丽·褒曼更为高大。20世纪40年代中期，尽管英格丽·褒曼与彼得的婚姻出现了裂痕，她的事业还是螺旋上升。她不顾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告诫，坚持扮演不同类型、性格各异的角色。如果说她以前扮演的都是些大同小异的角色，那么她在《圣玛丽的钟声》中扮演的角色，同以前相比绝对称得上是天渊之别。其实按照挑剔的影评家的看法，英格丽·褒曼并不算顶极的演员，她没有费雯·丽那样精彩绝伦的演技，也没有凯瑟琳·赫本的炫目魅力，她甚至算不上特别美丽，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来代表所有的女影星显视电影永恒的魅力的话，英格丽·褒曼身上那种特殊的气质就会使你无法忽视她。更重要的是英格丽·褒曼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的审美观。她面庞丰满，形容端庄，举止优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健康淑女形象，并且，最难得的是，尽管她身形高大，行动中却带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温柔，这对饱经战乱的人们无疑具有特别的魅力，正是这样的魅力，让英格丽·褒曼在好莱坞如日中天，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影坛都熠熠生辉，光彩夺目。